摘要
日本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国，两国贸易关系相当密切。本文采用 CMS 模型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的增长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输日农产品增长主要由日本国内市场需求增长所引致；产品结构效应对中国农产品输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农产品输日增长产生阻碍作用。为扩大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本文针对不同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Abstract
Japan is the main export target country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the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quite close. This article mainly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growth factor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ed to Japanese market by using the CMS model.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of Japanese domestic market demand is the main factor which affects Chinese agricultural exporting to Japan.The structural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ported to Japan.However,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effect and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effect 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To expand Chinese agriculture exports to Japan,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growth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Keywords
近年来，虽然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略有下降，但中国一直是亚洲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国，而日本是亚洲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日本市场也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农产品贸易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中日农产品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一直都是顺差国，且贸易顺差基本呈现扩大趋势。2015 年，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顺差额达 94.55 亿美元。两国间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加剧了中日农产品双边贸易摩擦，2001 年中国与日本的蔬菜贸易争端、 2006 年日本实行的“肯定列表”制度以及 2015 年 TPP 协议的达成都对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这些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需要透彻了解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动力所在，以便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提出相对的对策；且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新一轮发展，有望为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多优惠与便利。
一、 文献综述
20 世纪 50~60 年代，日本政府为应对本国外汇短缺问题，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日本依据本国国情采取的“先工业后农业”发展模式，使得日本的农业基础相对较为薄弱，而中国历来以“农业大国”著称，其农产品的出口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其谈判的深入，使得农业合作再次不可避免地成为中日韩经贸合作的主要方面。在此背景下，学者大多将中日韩 3 国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农产品贸易研究，且研究文献较多；而单纯研究中国输日农产品贸易增长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则着重分析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 中日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苏春江（2014）选用 2001~2012 年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数据对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布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两国双边农产品贸易中产业间贸易特征较为明显，只有少数农产品贸易呈现产业内贸易形式。吴学君和易法海（2012）分析 1997~2008 年以来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特征及产业内贸易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日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较低，产业内贸易指数年均值仅为 8.44%，按 SITC 分类的四大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差距较大；其次，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结构主要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方式，尤其是以低质量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方式为主；总体而言，中日大部分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方式为主。耿晔强和李娜（2014） 考查中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出中国对日农产品的 RTA 指数均为正值，表明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优于日本，其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好的竞争优势，土地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较差；且中日整体农产品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较低，表明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以互补性为主。
（二） 非关税壁垒严重障碍中国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
随着各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出于对本国产品的保护，贸易摩擦愈演愈烈，部分学者对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进行了研究。孙晓然和张薇（2014） 从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和历年重大贸易摩擦事件入手，指出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屡见不鲜，日本采用各种非关税措施和关税措施限制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成本提高，且直接影响日本企业对中国农业的直接投资。康文（2010）指出肯定列表制度使得中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也加大了农业化学品残留的控制和监管工作的难度；并分析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策略选择。
（三） 中国农产品输日规模大于输韩规模
杨金超和杨逢珉（2013） 研究发现，中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规模明显大于对韩出口规模，且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规模增长比较稳定；同时，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种类也比较集中。金缀桥（2014） 指出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高于对韩出口额，中国对日出口农产品主要集中在水产品及其制品和蔬菜及其制品，其中中国蔬菜对日出口额高于对韩出口额，而水产品及其制品对日出口额低于对韩出口额。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主要从贸易的互补性和贸易壁垒入手，利用 CMS 模型研究农产品出口增长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对中日农产品贸易利用 CMS 模型探讨增长因素的研究几乎没有，故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2000~2015 年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相关数据，就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 CMS 模型分析。
二、 中国农产品对日出口现状
（一） 中国输日农产品规模增长不显著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后，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大幅增加。同时，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规模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对日出口总额从 2000 年的 551.07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605.6 亿美元，增加了 2.91 倍，年均增长率为 7.39%；同期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从 2000 年的 64.25 亿美元增加至 2015 年的 87.76 亿美元，增加了约 1.37 倍，年均增长率为 2.1%。可以看出，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与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变化保持一致，但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幅度及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对日出口总额，出口规模较为稳定。2000~2003 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总额无明显变化； 2004~2006 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稳步上升；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和 2009 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总额有所下降；随着经济的复苏，2010~2012 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持续上升，2012 年达到峰值，为 109.89 亿美元；由于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2013 年之后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再次出现下跌，2015 年下降为 87.86 亿美元。
（二） 中国输日农产品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比重下降明显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日本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趋势明显，且下降幅度较大，由 2000 年的 11.66% 下降至 2015 年的 5.5%，减少了近 2 倍。具体而言，2000~2008 年间，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对日本市场出口总额的比重连年下降，且下降速度较快，2008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比重达到最低点，为 5.26%；2009 年该占比虽有所回升，达 6.07%，但仍低于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比重；2009 年以后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但仍有下降的趋势，下降幅度微小，仅在 0.1% 上下浮动；2012 年略有上升，达 5.8%。
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连续影响，日本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造成显著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日本对农产品进口实施的一系列非关税壁垒制度，如命令检查制度和肯定列表制度等，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进一步扩大产生阻碍作用。
（三） 中国输日农产品结构较为稳定
本文采用 HS 编码体系对农产品进行分类。按照 HS1992 分类标准，农产品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是活物、动物产品（第 1~5 章）；第二大类是植物产品（第 6~14 章）；第三大类是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食用油脂、动、植物腊（第 15 章）；第四大类是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替代品制品（第16~24 章）。①
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结构较为稳定，集中在第一、第二和第四大类。占比最大的始终是第四大类，第二大类占比次之，第三大类占比最小。具体而言，第四大类农产品比重逐年递增，平均占比超过 50%，2000 年占比为 41.01%，2009 年占比增加到 58.16%，之后两年稍有下跌，2012 年达到最高值，为 59.19%，随后 3 年又有所下降，2015 年占比达 57.3%；第二大类产品占比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小，由 2000 年的 30.08% 减少至 2015 年的 27.66%，其中 2006 年达到最小值，为 23.97%；第一大类产品占比逐年下降，且下降幅度较大，从 2000 年的 28.76% 下降至 2015 年的 14.54%；第三大类产品占比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占比依旧最小， 2008 年占比达最高值，仅为 0.81%，2001 年和 2003 年占比最低，为 0.11%。
（四）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是中国对日出口的主要农产品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主要是指水产品、蔬菜瓜果和畜产品。从章分类的角度看，中国输日农产品中有 4 章占中国当年输日农产品总额的比重超过 10%，在 2001~2015 年间，这 4 章农产品一直占据中国输日农产品种类中的前 4 位，且这 4 章为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典型代表。其中，第 16 章的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一直是中国输日的第一大农产品，占比在 2 5 % 上下波动；第 3 章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除 2007 年和 2012~2015 年外，一直是输日的第二大农产品；第 20 章的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和第 7 章的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则轮居第 3 位、第 4 位，并且自 2012 年以来，第 20 章和第 7 章农产品占比有所提升，分别位列第 2 位、第 3 位。
通过对 2015 年的数据计算可知，2015 年中国输日农产品中，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占比为 26.76%，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占比为 15.9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占比为 15.54%，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为 11.3%，而剩余 20 章占比仅为 30.43%。
三、 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的 CMS 模型分析
（一） 模型引用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假定，一国某类产品在其出口市场的份额应当保持不变；如果其份额发生了变化，则主要受进口需求效应、贸易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效应和出口竞争力效应的影响。1951 年，Tyszynski 首先利用恒定市场份额（CMS）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后来 Vries（ 1976）、Jepma（ 1986）和 Milana（ 1988） 等人分别对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尤其是提出改进的扩展模型，从一阶分解扩展成二阶分解，使得 CMS 模型更为完善。目前，CMS 模型分析方法已成为学者探究一国或地区某类产品出口贸易增长源泉的常用方法。国内学者主要利用 CMS 模型来探究中国整体农产品、蔬菜和水产品等分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本文则利用 CMS 模型研究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的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对中国而言，日本是单一的出口市场，利用 CMS 模型就不需考虑市场结构因素，结合杨莲娜（2007）、①杨逢珉（2015）等关于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应用，采用的恒定市场模型如下：
(1)
（ 结构效应）（ 竞争力效应）（ 竞争与结构交叉效应）
模型进一步可分解为：
(2)
（增长效应）（产品结构效应）（综合竞争力效应）（产品竞争力效应）（交叉效应）
模型中，Δq 表示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额的变化，S 表示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占日本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Si 则表示中国 i 类农产品在日本全部 i 类农产品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Q 表示日本农产品的进口总额，Qi 表示日本对 i 类农产品的进口总额；上标 0 表示基期指标。
式（1）中将增长因素分解成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和交叉效应，式（2）中进一步将结构效应分解成增长效应和产品结构效应；将竞争力效应分解为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具体解释如表1。
表1二阶 CMS 模型分解效应解释
（二） 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农产品研究范围的界定主要参考联合国统计署及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1992）规定的商品项目分类。
为了使分析结果具有更强的可比性，本文将 2000~2015 年间的数据分为 3 个时期，前两个时期为 5 年，最后一个时期为 6 年。为了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和实证结果的可比性，避免由于某一年数据异常变动的偶然因素对实证结果造成偏差，模型使用的数据选取该时期的平均值作为其贸易额。
四、 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因素分析
CMS 模型的原理表明，出口国产品对进口国的出口增长受进口国的需求规模、需求结构和出口国产品的竞争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表2为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 CMS 模型实证结果，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从第一期到第二期、第二期到第三期，各种因素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的影响均发生了变化，且变化较为明显。
（一） 一阶分解下的时期序列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在一阶分解下，结构效应对中国输日农产品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竞争力效应和交叉效应对中国输日农产品的增长具有阻碍作用。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①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总额增加了 13.6 亿美元。其中，结构效应是促成增加的首要因素；结构效应使出口额增长了 16.33 亿美元，其贡献率达到了 120.09%。这有力地说明了日本进口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促进了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说明了中国农产品较好地迎合了日本市场的需求。竞争力效应的结果为负，说明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存在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减少了 2.44 亿美元，贡献率为-17.92%，由此可见，中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同时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结构亟待完善。交叉效应对中国输日农产品的负面影响与竞争力效应相比影响较小，仅使中国农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额减少了 0.29 亿美元，贡献率为-2.17%，表明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及日本农产品进口需求变化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农产品输日产生 2.17% 的阻碍作用。
从第二期到第三期，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增加了 17.53 亿美元，与第一期到第二期的绝对额相比增加了 3.93 亿美元。从国际环境看，是因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在复苏中缓慢增长。结构效应对中国农产品输日增长的促进程度与第一期到第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达到 24.35 亿美元，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138.91%，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产品进一步符合日本市场的进口需求及需求结构，其适应性较为稳定。另一方面，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市场的负面效应有所增强，使得中国输日农产品减少了 5.38 亿美元，贡献率为-30.17%，可见中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较第一期到第二期进一步削弱了。与此同时，交叉效应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竞争力效应的下降幅度，交叉效应使得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市场的出口减少了 1.44 亿美元，贡献率由原来的-2.17% 变为-8.2%，表明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及日本农产品进口需求变化的交互作用使得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市场出口额进一步减少。
表2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因素分解结果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统计司（http://comtrade.un.org/db）2000~2015 年数据统计，经笔者整理得出。
（二） 二阶分解下的时期序列分析
二阶分解中，结构效应被分解成增长效应和产品结构效应，从表2中可以看出，增长效应对中国农产品输日的贡献率高于产品结构效应，且增长效应的贡献度远高于其他影响因素。具体说来，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增长效应使得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增长达到 13.12 亿美元，贡献率达到 96.47%，说明日本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增长是引起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产品结构效应使得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了 3.21 亿美元，贡献率为 23.62%，说明中国输日农产品类别与日本市场进口增速较快的农产品较为一致，也说明中国是日本主要农产品的进口伙伴国，中国的农产品很好地适应了日本农产品进口需求结构的变化。从第二期到第三期，增长效应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的促进作用大于第一期到第二期，使得中国农产品对日本的出口额增加了 22.48 亿美元，贡献率高达 128.23%，而产品结构效应的贡献率较第一期到第二期则大幅下降，由 23.62% 下降至 10.68%，说明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结构与日本农产品进口的结构略有偏移，使得出口增加额有所下降。
竞争力效应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两者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增长均存在阻碍作用。从第一期到第二期，综合竞争力效应为正值，为 2.96%，虽然综合竞争力效应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产生了促进作用，但带来的出口增长并不明显，仅为 0.4 亿美元；产品竞争力效应使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减少了 2.84 亿美元，其贡献度为-20.88%，可见，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整体上在日本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是部分产品的竞争力却相当薄弱。从第二期到第三期，综合竞争力效应变为负值，贡献率为-22.12%，与第一期到第二期相比，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整体竞争力大幅下降，导致出口额减少了 3.88 亿美元；而产品竞争力效应的贡献率变为-8.59%，虽然对中国输日农产品增长仍产生负面影响，但较第一期到第二期，部分农产品的竞争力有了一定的提升，出口的农产品进一步适应了日本市场的需求。结构与竞争力交叉效应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增长产生阻碍作用，但其阻碍作用小于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剖析了中国对日农产品贸易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进口需求增长效应一直是促进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且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产品结构效应虽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其贡献度明显降低；而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制约着中国农产品输日的增长；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的交叉效应亦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日本增长存在阻碍作用。因此，笔者针对诸多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因素，提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从而扩大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的规模。
（一） 进一步完善对日农产品出口结构
产品结构效应虽然对中国农产品输日增长存在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中国输日农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在第一期到第二期，出口的农产品较好适应了日本市场的需求，但在第二期到第三期，农产品出口增长幅度有所减少，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的改变速度未能赶上日本农产品进口改变的速度，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对日本市场的适应性有待提高。因此，在维持传统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基础上，应当根据日本市场的进口需求及时进行调整，争取将产品结构效应作为拉动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而非过分依赖于日本进口需求的增长。
（二） 提高中国农产品生产技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效应
中国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效应和产品竞争力效应都处于劣势地位。虽然中国输日农产品稳步增长，但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薄弱会阻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不利于农产品贸易的长期发展。长期而言，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不能寄希望于日本进口的增长，必须依靠自身产品竞争力的增强。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加深，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将更具竞争力，在农产品贸易中所占份额将更大。因此，中国应借助经济结构全面升级的契机，充分发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加大对农产品技术的扶持力度，引进先进加工工艺，将中国农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与国际接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对拥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质量严格把控。
（三） 积极加强粮食安全和动物疫病防控，实现可持续发展
粮食安全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的发展目标。2015 年 9 月 13 日，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上，中日韩 3 国就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加强动物疫病防控、推动农业科技合作和促进生物质能源发展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同时，会议指出 3 国未来将在各国对农业及贸易政策的最新动态方面加强沟通，进一步提升农业技术合作水平，增加农业投资并推进农业的发展，这为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两国农业的合作，完善农产品技术交流平台建设，实现农业政策的共享。
（四） 借助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突破日本农产品贸易壁垒
当前，由于日本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存在巨大逆差，日本为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对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实施严格的非关税壁垒。例如，中国输日农产品正常通关时间在 4 天左右，但是，日本实施的所谓“命令检查制度”往往将被实施命令检查的农产品通关时间延长至 10~20 天，使得仓储、检验等通关费用倍增，且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大幅增加了日本进口商的进口成本，极大地削弱了中国输日农产品的竞争力。2006 年，日本开始实行“肯定列表制度”，但日方在标准的设定和具体执行中存在鲜明的歧视性与不平等性，促使“肯定列表制度”成为实质上的贸易壁垒。
而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将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便利，也为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自贸区内各成员国将削弱贸易壁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使得商品等物资流动会更加顺畅；同时，自贸区内厂商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规模经济，使得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收益，消费者也可获得更低价的商品，中日两国通过利用各自的优势，将使两国整体经济福利增加。同时，两国在自贸区的框架下应建立规范的检验检疫程序，并允许一定范围内各国标准的差异。中国应该进一步提高国内检验检疫的相关标准，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等方面制定更接近国际规范的标准，以提高中国农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
（五）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中日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加强进口方面，“一带一路”的推进将带动中国国内技术需求、大宗商品及消费品等商品需求的扩大，而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部分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较为薄弱，需要在进口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以此带动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同时，一些尚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升级品也需要通过进口来实现。
中日两国农业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中国拥有相对丰裕的农业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较强的优势，而日本拥有先进的农产品育种加工技术、成熟的企业管理规则和充裕的资金支持，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两国为了各自利益，需加强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可以引进、吸收日本的高新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农业产业规模经济，同时日本消费者也可以享受到中国物美价廉的农产品，从而促进两国的合理分工与优势互补。
① 根据 HS 分类，将农副产品分为 24 章：01：活动物；02：肉及食用杂碎；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04：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05：其他动物产品；06：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根及类似品、插花及装饰用簇叶；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08：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或柑桔属水果的果皮；09：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10：谷物；11：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12：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13：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14：编制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15: 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腊；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17：糖及糖食；18：可可及可可制品；19：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制品、糕饼点心； 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21：混杂的可食用原料；22：饮料、酒及醋；23：食品工业残渣废料、动物饲料；24：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① 杨莲娜 . 中国水产品对欧盟出口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J]. 农业经济问题，2011，（6）.
① 本文将 2000~2015 年间的 16 年分为 3 期，即 2000~2004 年为第一期、2005~2009 年为第二期、2010~2015 年为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