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从中国分权式改革和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事实特征出发，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造成了要素价格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时的负向扭曲，这种扭曲在招商引资竞赛中得到进一步强化，造成 FDI 在中国的区位分布不均匀。本文利用 2004~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整体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并进一步检验了该假设，结果表明 FDI 倾向于流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严重的地区。因此，未来中国应注重理顺要素市场价格，进一步厘清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发挥市场机制在要素领域内的调节作用，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facts of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and market reform lags behind, theoretically elaborat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to the factor market resulting in the distorted factor prices. This distortion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the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also caused regional uneven distribution of FDI in China.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ring 2002~2011, it estimates the overall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and further tests the hypothesi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FDI tends to flow to the regions with negative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straighten out the elements of the market price,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boundaries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to play a regulatory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elements field, so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coul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Keywords
一、 引言
自 1978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后，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 1979 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 2012 年的高达 1，117.16 亿美元。在全球所有国家引进外资的排名中，中国连续 20 多年名列前茅，更是发展中国家之首位。巨额的外资流入不仅解决了中国经济起飞时的资本瓶颈，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使得中国快速拉近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在巨额外资流入的繁荣数字背后，也充斥着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这种不平衡同样出现在 FDI 流入中，东南沿海地区仍然是流入中国的 FDI 首选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远远不及东部地区。鉴于 FDI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显著，因此这种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差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学者们对中国 FDI 区域分布不均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从政策因素角度分析 FDI 的区位选择。该观点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初期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吸引 FDI 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初期实施的“摸着石头过河”政策对 FDI 的分布产生了影响，在广东、福建和海南等 3 个省实施的经济特区政策使得东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以后陆续开放浦东新区、西部大开发、重振东部老工业基地等政策的实施也使得外资开始青睐于上述地区，政策显著影响了 FDI 的区位分布（廖小东和丰凤，2012；詹锦华，2007；黄肖琦和柴敏，2006）。
图11994~2014 年中国四大区域实际利用 FDI 占全国总额比重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从市场条件角度分析 FDI 的区位分布。该观点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选址时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性，市场规模、接近产品销售市场对 FDI 区位决策影响较大。同时，市场的开放程度越大，表明与国际市场联系越紧密，对 FDI 有着较强的吸引力（魏后凯等，2001；马凌，2006；雷欣和陈继勇，2012）。
（3）从成本因素的角度分析 FDI 的区位选择。新经济地理、国际折衷和国际直接投资等理论都非常重视成本因素在 FDI 选址中的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学者们发现，在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不同地域吸引 FDI 的重要原因。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对 FDI 企业区位选择产生极大影响（沈坤荣和田源，2002；詹锦华，2007；夏良科，2013）。
（4）从集聚因素的角度分析 FDI 的区位分布。自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发现集聚现象后，从集聚的角度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得到广泛认可和印证。将该理论用于中国，学者们发现集聚效应能够对区域吸收外资发挥积极作用（潘镇，2005； 余珮和孙永平，2011）。
（5）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分析 FDI 的区位选择。该观点主要从当地政府的政务服务水平、法规透明程度和文化制度环境等角度评价社会综合环境，进而通过影响投资环境左右 FDI 的选择。FDI 倾向于选择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和透明度高、政府更加廉洁而且法律更为规范的区域。同时，FDI 倾向于选择与来源地类似或较为接近的人文环境作为投资地（杨晓东，2004；金少胜和刘合光，2010）。
以上学者们的发现为我们理解中国 FDI 的区位分布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多数文献忽视了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在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环境等要素市场领域，各级地方政府为了经济上的发展，普遍存在着对要素资源的配置权、管制权和定价权，为了在 GDP 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这种控制权逐渐演变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竞争手段，各地压低劳动力、工业用地和资本价格，比拼优惠条件以吸引企业落户，导致了 FDI 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因此，本文尝试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角度对 FDI 区域分布进行研究，力图为理解中国 FDI 的区位分布失衡提供新的视角。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治理结构下，地方政府在拥有要素市场控制权时，地方官员有足够的政治升迁动机更强地负向扭曲当地要素价格，以达到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的目标，造成 FDI 在中国区域分布失衡。
二、 地方政府行为、要素价格扭曲与 FDI 区域分布
建国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中国进行了长久的探索，在经历了多次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局面后，最终还是确定了经济上向地方分权的做法。在决定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时，中央政府考核的指标主要是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等经济指标。与西方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相比，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是在一个纵向权力集中的框架内进行的，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是上下级关系，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形成了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这是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的制度特征。
在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的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着极强的动机发展经济，这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界多年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有较大的关系，称之为“地方政府间的 GDP 竞赛”（ 王永钦等，2007；周黎安，2008）。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短缺的背景下，吸引外资成为了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手段，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部吸引 FDI 的发展史。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早在 1980 年，沿海的 4 个经济特区依靠中央赋予的优惠政策，较早地走上了大规模招商引资的道路，经济增长也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西部地区也开始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并一直延续至今。
客观上讲，无论是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抑或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招商引资都是地方政府的工作内容之一。所吸引的外商投资较多，地方上的财政税收和就业机会就会较多，地方政府将有充足的财力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品，根据 Tibot 的“用脚投票理论”，当地较高的福利水平会吸引更多外地人口迁徙定居到当地，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框架决定了官员行为纵向负责，问责机制的缺失和任期届满的异地交流导致一些官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为了使地方政府接受 1994 年开始推行的分税制，中央政府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使得地方政府手中保留了土地要素、资金信贷和投资决策等实质性的权力（孙宁华，2001；洪银兴， 1996，1997），这为地方政府在 FDI 招商引资过程中比拼地价、税收优惠和环境容忍等扭曲要素价格的行为提供了可能。
在问责机制缺失和生产要素私有产权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使用不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要素理论中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要素价格的原则，而是根据地方政府的需要，对要素市场进行人为干预，使得要素的价格和要素边际收益产品发生背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如果要素边际产品收益小于要素价格，要素所有者得到额外回报，称之为正向相对扭曲，如果要素的边际产品收益大于要素价格，要素所有者实际收入小于应得回报，称之为负向相对扭曲。负向扭曲多出现于竞争性行业领域，而正向扭曲多出现于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等行业。
具体而言，土地要素方面，为了使得引进的外资企业顺利地以低价获取所需土地，将其他用地企业排除在外，地方政府会为引入企业量身打造用地条件，设立特定的条款，从而既避开了国家规定的工业用地出让应通过公开招拍挂形式出让，又达到了招商引资的目的。在企业入驻后，各地方政府又会“巧立名目”，通过基础设施补贴、产业扶持基金、土地出让金延期交付和贷款优惠利率等行为，进行土地出让金的部分返还，从而避开了国家禁止的返还企业土地出让金的规定，导致出现土地价格的相对扭曲，即土地的实际价格大大高于工业用地价格（ 靳涛，2008）。在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市场上，却出现另一种情形，为获取更多的土地租金和其他利益，地方政府通过“先征后拍”，建立土地储备中心，垄断城市用地的供给，极大地获取垄断利润。
资本要素方面，为了缓解引进企业的资金压力，各地方政府会通过财政支出为企业贷款贴息，并要求当地国有企业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甚至通过产业扶持基金的平台和名义，将财政预算外资金出借给引进企业，但这些行为削弱了地方公共财政资金的财力。为扶持当地企业的上市或发行债券，干预银行贷款分配为某些企业提供超常规的贷款担保或税收与财政补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干预了金融资源和资本分配等，造成了资本价格的扭曲。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中国吸引 FDI 流入的主因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但是在土地、资本要素价格负向扭曲后，导致中国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也吸引了发达国家的电子通信设备、装备制造、重型机械及生物制药等产业转移至资本要素负向扭曲程度高的地区。
劳动力要素市场上，地方政府从管制劳动力市场中取得劳动力价值之差，增强在招商引资竞赛中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为企业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实现出口的快速扩张，这一做法显然也可以带来当地 GDP 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大陆劳动力价格本身就远低于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及中国台湾等 FDI 流出地，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后，导致电子产品组装、服装及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FDI 更加集中地流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大的地区。
以上分析表明，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结构下，地方官员出于纵向政治升迁的目的，有足够的动力扭曲关键要素的价格，以促进经济增长，达到在“GDP 竞赛” 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鉴于 FDI 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作用突出，地方政府的行为会负向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并导致 FDI 在中国的区域间分布不均衡，进而对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地区差异的变化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设：要素价格负向扭曲越严重的地区，越有利于 FDI 的流入，造成中国 FDI 区域分布不均衡。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 实证模型
本文运用了我国大陆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004~2013 年平衡面板数据来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对地区 FDI 流入的影响，观测结果是否和理论假设一致。我们设立计量模型表示如下：
上式中，FDI 表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总额，Xit 表示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变量，control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或随机校效应，是残差项。
（二）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 2004~2013 年省级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下面简要介绍本文的主要变量：
FDI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它按照年度平均汇率和不变价格指数折合成人民币除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要素价格扭曲是本文的自变量，具体测算方法见后文。
对相关控制变量方面，根据前述文献梳理，我们选择了以下指标：
市场因素是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有效的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多数学者认为区域性市场规模和发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且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因素包括了市场规模、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潜力、市场化水平和地区购买力等。本文选用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地区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如果显示市场规模越大，则表示该地区生活条件越好，且劳动生产率越高，则表示相应的市场潜力就越强，这些都能较好地吸引着外资。
地区开放程度，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可以在整体上显示当地经济管理水平以及对 FDI 的接受程度等，文中选用地区生产总值除以进出口总额的关系来表示地区开放程度。
成本因素是外商投资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成本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廉价的劳动力是一些跨国公司进行投资的动因，众多文献研究显示劳动力成本是影响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且两者之间成反比例关系。因为本文主要自变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已经反映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要素价格，因此我们省略了该变量。
基础设施方面，限于该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地区国土面积除以公路里程数加铁路里程数之和，即用交通密度表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发现我国政府长期投资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对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即基础设施越完善，外资投入可能性越大。
随着国家政策的影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镇化逐步推进，城镇中的人口、技术、资源和金融服务等越来越集中，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也有利于专业分工更加细化，本文用当地总人口除以常住的城镇人口来表示当地城镇化水平。
为了控制遗漏关键变量的可能，我们还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用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 增长率来度量。
（三） 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测算
要素价格扭曲的测算可以采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史晋川，2009），我们选取了适合于本文的 C-D 函数，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用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实际价格的比值来衡量，若比值小于 1，即存在负向扭曲，要素价格偏低；若比值大于 1，即存在正向扭曲，要素价格偏高。根据前述理论，我们预期该数值小于 1。考虑到现实生产情况，我们采用了扩展的三要素 C-D 函数，即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与土地：
上式两边取对数后可以变形为：
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可知，式中 A 为技术进步参数，α、β、γ 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产出弹性系数，我们采用了静态函数，假设 A、α、β、γ 等参数为常数，不随省份 i 和时间 t 而变化。
数据来源方面，我们用各省份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均人数衡量劳动力 L、用固定资产价值衡量 K 、用工业总产值衡量总产出 Y，数据均选自 2004~2013 年中国大陆 28 个省市地区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由于中国土地要素未实现市场化，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价差悬殊，观察到各地招商引资和工业用地多以协议出让方式进行，导致地价远远不能反映其市场价格，存在严重的负向扭曲。在土地要素投入数量方面，我们采用了各地区协议出让土地面积，数据来源于 2004~2013 年各地区《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其中 2004 年的数据缺失，采用了当年土地出让总面积来代替。
利用上述数据，我们测算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产出弹性值分别为：
在弹性值测算的基础上，我们依据下式可以测算出 2004~2013 年各地区工业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 3 种要素的边际产出。
若要素的实际使用价格为 P，则可以将单一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表示为下式：
借鉴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方法，可以得到 i 地区在 t 年的要素总扭曲度：
在关键的各要素市场价格数据的选择上，考虑到我国利率未实现市场化，利率不能反映资本的真实价格，我们借鉴了学界的常用做法，即用《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企业利息支出与负债总额的比值来代替利率；用《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协议出让成交价款除以协议出让面积表示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则采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度量。
至此，我们得到了 2004~2013 年中国大陆 28 个省市地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 3 种单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 djit 和要素总扭曲度 D。从测算结果来看（限于篇幅，我们略去了该部分），以江苏省为例，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一致，要素总扭曲程度 D 数值大于 1，说明总要素实际所得相对边际收益产品严重低估，分要素看，资本和土地的价格远大于 1，劳动力负向扭曲程度较轻，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领先资本和土地市场的现状相吻合。从纵向时间维度看，并没有表现出收敛的趋势，说明近年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仍然进展缓慢，甚至有的省份表现出负向扭曲变大的情况。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 3 种要素横向比对看，多数省份单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表现出从资本、土地、劳动力依次递减的情况，该实证结果也符合我们的预期，经过多年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已较为接近市场化，之所以存在扭曲是因为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务员的劳动力市场仍较为封闭，资本市场上利率市场化仍有较长的路要走，现有土地制度也严重影响了市场化地价的形成。
四、 实证结果分析
我们采用 stata12.0 对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 Wald、Hausman 等相关检验结果，我们选取了固定效用模型，并进行了样本异方差的 B-P 检验，结果显示存有严重的异方差，我们选择了可行广义回归方法（FGLS）来纠正该问题，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1江苏省 2004~2013 年要素价格扭曲测算结果
表2FDI 区域分布与要素价格扭曲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 t 值；（2）*、**、***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 和 1%；（3）FE 估计的 Hausman 检验的零假说是 FE 与 RE 估计系数无系统性差异；（4）B-P 检验的零假说是样本间不存在异方差。
实证结果显示，在依次控制了不同的变量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 D 均保持了一定的显著性，且回归系数变化不大，符号与我们预期的保持一致，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要素扭曲程度对 FDI 流入具有一定的正效应，即负向扭曲越严重，越有利于该地区的 FDI 流入，鉴于 FDI 原始数据是以各地区 FDI 占 GDP 比重来衡量的，因此对于较小的估计系数我们认为可以接受。另外可以发现的是，用人均 GDP 衡量的市场规模估计系数与预期值相反，控制不同的变量后，这一数值仍比较稳定和显著，我们认为这与中国大进大出的贸易模式相关，本地市场规模对 FDI 流入影响较小。城市化水平与 FDI 流入与预期值保持一致，但控制不同变量后，显著性也发生了变化，说明中国当前以常住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仍存在一定问题，未来应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交通密度对 FDI 的流入与我们预期值相反但不显著，当地交通条件的改善对 FDI 的流入似乎影响不大，我们推测 FDI 流入首先考虑的因素还是区位，东西部 FDI 的差异可以说明该问题；地区开发程度与预期值保持了一致，且较为稳定，说明外资流入对当地对待改革开放的拥护程度有关；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与预期值保持了一致，说明 FDI 流入还是考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与潜力。
因此，就我们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要素价格扭曲 D 而言，可以发现估计值基本保持不变，即不依赖于控制变量的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在 0.1 的显著性上为负，因此可以认定其结果是平稳的。从上述计量结果显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检验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FDI）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技术溢出和管理溢出，有效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 FDI 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差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事实特征出发，劳动力、资本、土地和资源等投入要素价格仍未实现市场化，发现各地在招商引资竞赛中，拼命压低各项生产要素价格， FDI 倾向于流入要素价格负向扭曲程度严重的地区，各地区在得到外资青睐的同时，国内的环境和资源要素也濒临危机。
要素价格扭曲不仅会影响 FDI 的区位分布，还会导致经济粗放增长、环境恶化和居民要素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因此，未来中国发展应注重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发挥价格机制在要素领域内的调节作用，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加快转变粗放式经济增长，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需要不断完善要素市场改革，健全要素市场体系，使得价格能反映要素资源的稀缺程度。扭转要素价格扭曲的现状，还需完善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问责机制，改变对地方政府的单一考核方式，淡化 GDP 等经济指标，辅之以教育、医疗和生态环境等民生指标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