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东和北非国家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该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迥异，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全球治理指数和经济自由度指数相关数据，分别计算出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地区 24 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并采用 2007~2016 年我国对该地区的出口贸易数据，借助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双边制度距离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出口潜力情况。结果发现，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均存在临界值；只有当制度距离超过临界值时才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负向影响。通过贸易潜力测算发现，我国对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出口贸易潜力巨大。最后，就如何减少双边制度差异提出建议。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partne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re very different, an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system and political system between MENA and China.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MENA’s 24 countries based on the data related 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dex and the Economic Freedom Index,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n China’s export trade and its export trade potential to the region through Gravity Model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export trade to the region from 2007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threshold to make the bilateral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export trade to the region. In addition, we know that China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export trade to som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trade potential. More discussions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duce bilateral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re put toward at the end.
Keywords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自然环境条件迥异，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缘差异、文化联系难以改变，但制度差异却可以通过行之有效的工作加以改善（潘镇，2006）。“政策沟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 之一，旨在通过构建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多层协商机制，破解双边开展贸易合作的制度壁垒。“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制度因素的互动与“政策沟通”内容相契合，通过降低制度成本释放合作的潜力，对实现“互联互通”大有裨益。
中东和北非地处亚洲、非洲、欧洲交汇处，覆盖阿拉伯世界在内的 20 多个国家，其中 1 7 个国家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占全部沿线国家比重的 1 / 4。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推进，该地区国家“向东看”趋势明显，尤其经贸合作方面，我国已成为中东和北非国家最大的商品贸易输出国（牛新春，2017）。2007~2016 年我国商品“走进中东”增长明显（图1），对中东和北非国家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为 5.58%，尤其对该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为 6.07%。目前，阿拉伯国家已成为我国的第六大出口地区，其中，我国对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国的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均超过 10%。与经贸关系不断深入形成对比的是，双边地缘文化和制度环境差异明显，导致双边存在较大的制度距离，体现在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等诸多方面。因此，研究双边制度差异对中国向该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对现阶段双边加强“政策沟通”、促进“贸易畅通”具有现实意义。
图1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地区商品出口贸易趋势（2007~2016 年）
注：数据来自于 2007~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根据我国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2010=100）换算成实际值。
一、 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影响研究综述
制度是用来规范人类行为且人为制定的规则和限制（North，1990），它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以及交易活动发生的可行性及其利润水平产生影响。20 世纪末，Kostova（1996）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首次提出“制度距离”概念，代表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差距。制度距离越大，表明两国之间公众行为规范的相似度越小，相互适应彼此间制度环境所需成本越高。制度距离还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增加交易过程中的风险。随着新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问题的结合与发展，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逐渐成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重点。
一般认为，制度距离对双边贸易产生阻碍作用，这一结论得到国内外多数文献的证实。国外研究中，Wei 和 Shleifer（2000）选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制度差异与 OECD 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存在负向影响，导致成员国之间贸易不平衡。De Groot（2004）通过研究制度同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发现，国家间制度框架的接近有助于减小贸易摩擦。 Antràs（ 2005）研究发现，跨国间制度不对等会在国际贸易中产生额外摩擦，进而导致贸易成本增加。Angkinand 和 Chiu（2011）在得出制度距离负向影响贸易规模的观点上进一步发现，不同类型的制度距离对贸易规模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国内研究中，潘镇（2006）利用 153 个国家样本数据研究了制度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差异制约了双边贸易的开展。魏浩等（2010）基于 31 个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实证考察制度因素与对外贸易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制度差异会加剧贸易成本和抑制贸易往来。黄新飞等（2013）以全球 146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样本间两两组合研究发现，制度距离是导致国家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因素，并且较大的制度距离会增加双边经济发展的差距，进而阻碍双边贸易。在与我国贸易经验相关的研究中，胡超和王新哲（2012）通过研究我国与东盟 7 国之间制度环境差异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缩小制度距离会促进双边贸易，并推动双边区域经济一体化迈入更高阶段。万伦来和高翔（2014）通过研究 32 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阻碍作用。然而，也有研究得出相反结论。谢孟军（ 2015） 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选择制度质量较高对象国的基础上会倾向于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李文宇（2016）以“一带一路”沿线 62 个国家为样本，从经济、制度等多维距离视角研究发现，我国与制度差异较大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更大。
以上研究结论的不同除了来自于制度距离指标测度及数据上的差异，还有样本选择上的差异。综上，国内已有研究多以世界贸易大国或我国重要贸易对象国作为研究对象，很少以具有相似文化环境、地缘政治等特征的地区或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涉及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研究更是少见，这跟我国与该地区日益密切的经贸交往现实不符。据此，本文选择中东和北非 24 国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巴林、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苏丹等 19 个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塞浦路斯和阿富汗等 5 个非阿拉伯国家，借助引力模型实证分析制度距离对我国向中东和北非地区出口贸易和出口潜力的影响，为我国向该地区贸易出口提供参考依据。
二、 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与测度
（一） 制度距离的分类
学界对制度距离的测量有多种方法，尚未达成统一共识（Bae and Saloman， 2010），其中常见的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以 North（1990）的制度分类方法“二分法”为基础，具体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正式制度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而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则较为隐性，通常包括嵌入一国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中并被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内容。第二种以 Scott（1995）的制度分类法“三支柱法”为基础，具体分为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由于“三支柱法”中的管制制度与“二分法”中的正式制度类似，规范制度和认知制度又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相对应，因此两种制度距离分类方法也存在对应性，但不管哪种分类，制度距离的每一个维度都表现出不同国家在制度轮廓相应维度上的差异。
大量研究为构建制度距离的具体测量指标做出了尝试。Xu 等（2004）、Gaur 和 Lu（2007）分别采用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指标构建制度距离量表，用来衡量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Berry 等（2010）基于“三支柱法”从政治、经济、金融、管理、文化、知识、人口统计、地理距离和全球联通距离等 9 个方面构建制度距离指标。Pogrebnyakov 和 Maitland（ 2011）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差异和宗教信仰差异来衡量认知距离。郭苏文和黄汉民（2010）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构建基于法律制度、宏观经济制度、微观经济制度的制度距离指标。谢孟军（2015）依据经济自由度指数和全球治理指数构建基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制度距离指标。实际上，Acemoglu 等 （2008）针对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定义，认为其范畴主要包括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要素产生激励影响的规则、法律和政策，是相对于文化、价值观、语言等因素的正式制度。依据此标准，本文中的“制度距离”仅涵盖正式制度距离内容，具体分为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并借鉴谢孟军（2015）的测量方法，分别采用全球治理指数和经济自由度指数对制度距离进行测量。
（二） 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
1. 政治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及含义。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共包括 6 个指标，分别是话语权与责任（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 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腐败控制（ Control Corruption）和法制水平（ Rule of Law），各指标取值范围是 [-2.5，2.5]。话语权与责任主要衡量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负责任的程度、公民参与选举的程度；社会政治稳定性主要衡量政局稳定、社会群体安定程度，同时反映政府掌控、平息意外暴乱和恐怖事件的能力；政府效能主要衡量政府机构职能履行、政策执行力、政策连续性的程度；监管质量主要衡量政府实施政策的质量、监管的程度以及对不友好市场的响应能力；腐败控制主要衡量政府和社会贪污腐败程度；法制水平主要衡量法律体系完善和法律执行的程度。本文选取以上 6 个指标构建政治制度距离。
2. 经济制度距离指标的构建及含义。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指数共包含 12 个指标，包括政府开支（Government Spending）、税收负担（Tax Burden）、财政状况（ Fiscal Health）、营商自由度（ Business Freedom）、劳工自由度（ Labor Freedom）、货币自由度（Monetary Freedom）、贸易自由度（Trade Freedom）、投资自由度（ Investment Freedom）、金融自由度（ Financial Freedom）、产权保障度（Property Rights）、政府健全度（Government Integrity）和司法效能（Judicial Effectiveness）。各指标含义明晰，取值范围是 [ 0，100 ]。鉴于我国在“财政状况” 和“司法效能”两项指标上暂无统计数据，本文选择其余 10 个指标构建经济制度距离。
（三） 制度距离的测算方法
Kogut 和 Singh（ 1988）测算制度距离的方法是目前最为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方法，也被称为 KSI 指数法（ Kogut and Singh Index）。基于制度是一个 N 维概念，该测量公式如下：
其中，Iij 是指地区 i 和 j 之间的制度距离，Iki 是 i 国在制度维度 k 上的得分，Ikj 是 j 国在制度维度 k 上的得分，σk 是制度 k 维度的方差。在本文中，当测量政治制度距离时 N 取 6，当测量经济制度距离时 N 取 10。
三、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 引力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源自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模型中，Tinbergen（ 1962） 和 Pöyhönen（1963）通过解决两国间贸易流量问题，发现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此后，众多学者基于贸易理论对引力模型进行更为扎实的推导，通过扩展和修正解释变量使模型的解释力不断提升。本文基于基础引力模型构建以下 4 个模型，除了双边经济体量、地理因素外，依次加入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 2 个主要解释变量。
为了研究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分别对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 1、模型 2；为了研究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的综合影响，构建模型 3；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以 19 个阿拉伯国家作为子样本，构建模型 4。
( 1)
(2)
(3)
(4)
其中，EAt、Eat 分别表示 t 时期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出口贸易额，WGIAt、WGIat 分别表示 t 时期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EFIAt、EFIat 分别表示 t 时期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制度距离，GDPAt、GDPat、GDP_CNt 分别表示 t 时期中东和北非国家、阿拉伯国家、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β0、ε 分别为各方程的常数项和随机干扰项。考虑到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地理位置十分聚集，本文利用虚拟变量 LOC 作为地理因素指标，亚洲取“ 0”，非洲取“1”。
（二） 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1. 变量来源与数据处理
模型中变量的理论含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为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将出口贸易数据根据历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2010=100）换算成实际值，将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采用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表示。
表1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说明
2. 结果预测
本文利用 R 语言 Plot 命令制作散点图（图2），预测制度距离与我国对中东和北非 24 国出口贸易的关系，结果显示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均与出口贸易呈负相关关系，据此预测双边制度距离对我国向该地区出口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图2制度距离与出口贸易关系的散点图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结果看，除了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变化较小外，其他变量的变化较大。
4. 模型的共线性检验
模型（1）~模型（4）共线性检验结果见表3。各模型中所有变量的膨胀因子 VIF 值均小于 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共线性检验结果（VIF 检验）
四、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文借助 R 语言（R 3.4.4 版本）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 基本回归
本文对模型（1）~模型（4）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汇总（表4），结果显示，仅模型 2 的拟合优度略低，其他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在 0.75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
自变量。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不论是政治制度距离 WGIA 或经济制度距离 EFIA 单独作为影响因素，还是两者共同作为影响因素，均对我国向中东和北非国家出口贸易 EA 产生负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模型 4 是以阿拉伯国家样本对模型进行的检验，结果也是负影响，但不显著。
其他变量。中东和北非国家及我国的 GDP 均与我国的出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双边经济规模越大、经济实力越强，我国对其贸易出口越大。虚拟变量 LOC 作为分类变量仅起到地区固定效应。
表4模型回归结果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2. 临界值回归
考虑到不同程度的制度距离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效果，以及建立回归分析时回归系数估计值的稳定性，将中东和北非 24 国样本依据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采用给定阈值进行回归分析，针对不同阈值情况下计算残差平方和（SSR），利用 R 语言进行 3，000 次循环抽样计算，得到最优残差平方和的临界值（图3）并进行回归检验。
图3政治制度距离（WGI）和经济制度距离（EFI）阈值最优解
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贸易出口影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结果不显著，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这是在全样本检验中无法发现的，其中，政治制度距离的临界值为 1.4325，经济制度距离的临界值为 2.2327。将小于临界值的组定义为“距离较小组”，模型设为 “Model_1”； 将大于临界值的组定义为 “距离较大组”，模型设为“Model_2”。回归结果见表5。
表5政治制度距离（WGI）和经济制度距离（EFI）临界值回归结果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政治制度距离还是经济制度距离，距离较大组样本的回归结果才显著，且为显著负相关，这与预测结果一致。当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政治制度距离超过 1.4235 时，政治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其贸易出口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双边政治制度距离越大，我国对其贸易出口越小，在忽略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双边政治制度距离每减少 1%，我国对其出口贸易会提升 0.177%。当双边经济制度距离超过 2.2327 时，经济制度距离与我国对其贸易出口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双边经济制度距离越大，我国对其贸易出口越小，同样不考虑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双边经济制度距离每减小 1%，我国对其出口会提升 0.474%。
五、 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贸易出口潜力测算与分析
基于模型（3），利用 R 语言 fitted 函数测算 2007~2016 年我国对中东和北非 24 国的“理论出口贸易额”，再根据公式 Index =ER/ET 计算我国的出口贸易潜力指数（表6），其中，ER 为实际出口贸易额，ET 为理论出口贸易额。ER/ET>1 表示出口过度，ER/ET<1 表示出口不足，ET-ER 表示可提升的空间，单位为亿美元。从历时角度看，我国对卡塔尔、阿富汗的出口贸易潜力常年不足（至少有一半时期 ER/ ET<1），且出口贸易指数不到 0.5；对土耳其、巴林、阿曼、突尼斯、摩洛哥等国的出口贸易潜力近几年呈衰减趋势；对卡塔尔、土耳其、摩洛哥的出口贸易额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对土耳其的出口潜力超过 100 亿美元。
表62007~2016 年我国常年出口不足的中东和北非国家
注：NA 表示缺失值。
本文从共时的角度对 2016 年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出口贸易潜力进行测算（表7），并参考李俊久和丘俭裕（2017）的分类标准，根据 ER/ET 的不同取值将我国对贸易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分为 4 类：潜力指数大于 1.2 属于潜力再造型，表示我国的出口潜力已充分发挥，主要包括阿联酋、毛里塔尼亚、约旦、也门等国；潜力指数为 0.8~1.2 属于潜力开拓型，表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主要包括伊拉克、埃及、以色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潜力指数为 0.5~0.8 属于潜力较大型，说明潜力提升空间大，主要包括苏丹、阿曼、摩洛哥、土耳其、突尼斯、科威特等国； 潜力指数小于 0.5 属于潜力巨大型，表示极具潜力，主要包括巴林、塞浦路斯、阿富汗、卡塔尔等国。
表72016 年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制度距离和出口贸易潜力指数及类型
注：2016 年巴勒斯坦、利比亚、叙利亚相关统计数据缺失，故仅对 21 国数据进行测算，其中WGI 表示政治制度距离，EFI 表示经济制度距离。
综合历时结果和共时结果发现，我国对卡塔尔、阿富汗、土耳其、巴林、阿曼、突尼斯、摩洛哥、科威特等国出口贸易潜力巨大，而这些国家与我国的制度距离也普遍较大，因此改善双边制度距离差异对提升我国对该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大有裨益。结果中出口潜力较大的对象国以海合会国家居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对该地区国家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第一，我国长期依赖于海合会等高产油国家的石油能源进口，但对这些国家主要实行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货物贸易出口，导致我国与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第二，高产油国经济条件比较雄厚，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产品需求更高，对我国一般商品的贸易进口乏力，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潜力的发挥。长期以来，我国都在努力与海合会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协议一旦达成，我国将采取取消关税、提供贸易便利化措施等制度降低双边贸易成本，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发挥双边贸易潜力。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扩展的引力模型，利用 2007~2016 年贸易数据，基于全球治理指数和经济自由度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研究分析制度距离对我国向中东和北非 24 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测算我国对该地区的贸易出口潜力。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不同，发现制度距离对我国向中东和北非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 “临界值”效应，即当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均分别超过 1.4325 和 2.2327 时，制度距离的负向作用才会显著；制度距离越大，越不利于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贸易出口。实证结果数据显示：（1）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每降低 10%，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将会分别提高 1.77% 和 4.74%；经济制度距离对我国出口影响更加明显。（2）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国家出口贸易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存在差距，尤其对制度距离较大的高产油国家，我国对其出口贸易潜力的提升空间巨大。因此，为了加强我国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政策沟通，缩小制度差距，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与中东和北非地区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重点开展合作。潘镇（2006）研究表明，贸易出口国制度质量的提高会促进双边贸易。我国的制度质量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贸易出口主要分布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中东和北非国家制度质量参差不齐，据 2015~2017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联合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排名统计，以色列、土耳其、海合会国家等西亚国家能够保持较好的营商环境，而北非国家因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不完善、社会管理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因素排名落后，均居世界 100 名之后。因此，要想扩大我国对中东和北非地区出口，一方面需通过改善国内制度环境，提高我国自身制度质量，另一方面则要寻求制度环境较好，并且与我国制度差异较大的中东和北非国家作为重点发展合作，通过减小双边制度差距释放我国对其出口贸易潜力。
第二，深化多领域经贸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正进一步细化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贸易合作规划，构建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贸易合作，如加紧开展与以色列、海合会国家的自贸区协定谈判；通过完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合理解决与土耳其、埃及等主要顺差来源国的贸易摩擦，逐步消除贸易关税壁垒；深化金融合作，缩小金融政策距离，扩大与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土耳其等国的本币互换和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我国在中东和北非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大对该地区的劳务输出，以促进机电设备和日用消费品等商品的贸易出口；建立和完善质检合作机制，改变以往出口货物质量较次、附加值较低的不良印象，积极推动与该地区重点国家的质检标准和结果互认，提高出口贸易的货物质量；加强与海合会 6 国、伊朗、以色列、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海运节点国家的港口合作，通过建设海陆交通设施，推进贸易通关便利化。
第三，重视非正式制度对出口贸易带来的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指国家之间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对于政治、经济制度体系尚不完善，风险系数高的国家，我国通常依靠文化合作等非正式制度层面的互动来支持贸易合作 （吴艳文，2017），因此，我国需同时关注与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文化差异对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可通过国内高校对相关语种人才和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育，为文化交流升级和经济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杨言洪和王晓宇，2018）。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下双边还需加强文化互通、文明互鉴，借鉴和吸收对象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生产满足中东和北非人民消费偏好的产品，以促进本国的贸易出口，进而赢得该地区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广泛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