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基础上，采用 2006~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 2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格局。借助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地理距离、城市化水平和制度环境等因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关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和推动中国服务出口的政策启示。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trade in servic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explores the pattern of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2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from 2006 to 2015. It analys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rough setting up a trade gravity model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ervice industry level, openness of services trade, geographical distance, urb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it puts forward the relevant policy enlightenment abou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s trade.
Keywords
一、 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构想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已经对“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当前国外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研究较少，仅个别学者探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依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Zhang et al，2017）。
国内学者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前景（宋晓东，2016）、服务贸易潜力（周启良和湛柏明，2017）、服务贸易发展策略（尚庆琛，2017）、服务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尚涛和殷正阳，2018）以及文化服务贸易的协同创新（刘克春，2017）等问题。
学者们对中国服务贸易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数文献探讨了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依据波特“钻石模型”的 6 要素分析框架开展研究，为每个要素寻求一个或多个代理变量，进而考察各要素的影响。但在已有研究中，将钻石理论用于服务贸易的实证分析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政府行为和机遇两大要素的影响难以具体量化，因而在研究中常常被忽略而不予实证分析（舒燕，2011），使得分析结构缺乏完整性，导致结论存在偏差。
引力模型源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最早用于贸易流量研究，现已广泛应用于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应用是由 Francois（2001）最早引入的，随后学者们通过研究不断证实了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Park（2002） 在研究中就证明引力模型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Grünfeld 和 Moxnes（2003）认为服务贸易的特性使得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更具适用性。Kimura 和 Lee（2006）发现引力方程在服务贸易中的表现甚至优于货物贸易。
国内学者们运用引力模型分析服务贸易问题的起步较晚，但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卢现祥等（2009）就采用引力模型估算中国对 OECD 的服务出口潜力，并肯定了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许统生等（2010）运用引力模型预测中国总体及分部门的服务出口潜力；还有学者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邓晓虹等，2014）。
综合上述文献分析结果发现，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更多的是理论探讨，对“一带一路”环境下中国贸易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的探索都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引力模型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也已不断得到证实。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视角出发，明确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相关因素，利用 22 个沿线国家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现状，采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中的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力求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和推动中国服务出口提供建议和思路，并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 Feenstra（1998）曾将全球贸易的迅速增长解释为 3 个因素的作用：GDP 的增长、运输成本的下降和贸易自由化的提升。服务贸易的发展首先有赖于贸易双方的市场需求和服务供应能力的发展。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一国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必然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和消费需求升级，服务业为服务出口提供了条件，消费需求升级为服务进口提供了市场，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根本性的影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其次，服务贸易的开展往往会受贸易限制的影响。各国常以外资市场准入限制为主要手段限制服务贸易的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情况各不相同，有必要明确这些限制的影响程度。“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地域面广、地理跨度大，地理距离是影响运输成本的关键因素，需要进一步明确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基于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和地理距离。
（一） 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以经济规模衡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规模将不断扩大，对服务的需求也随之提升，有利于服务进口，同时与服务出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一个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国内需求的扩大会形成“本地市场效应”，即内需扩大产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出口行业生产率，降低行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出口增长（阚大学，2015）。而且，经济规模越大，也就越能为服务贸易的基础建设提供支持，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当前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不可忽视。
（二） 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服务贸易是国家服务业比较优势的体现。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提供服务的能力，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服务企业必然会寻求海外市场，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其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也越强，在服务贸易竞争中就越有优势，越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会对双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
（三） 服务贸易开放度
服务贸易不仅需要内部产业的支持，也依赖外部市场的开放。2015 年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指出，要将“贸易畅通”作为重点建设内容，解决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贸易壁垒。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发展，各国往往会设置各种服务贸易壁垒，一国的服务业市场进入限制越多，开放程度就越低，也就越少参与国际贸易，从而抑制服务贸易的发展（易行健，2010）。因此衡量沿线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是必要的。
（四） 地理距离
“一带一路”涉及的地理范围广大，地理距离会影响运输成本，进而影响贸易发展。有学者发现，相比于其他因素，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的作用最大，其中又以运输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崔日明，2017）。但是服务贸易又不同于货物贸易，地理距离是否同样会阻碍服务贸易的开展呢？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同样会受空间距离的影响（涂远芬，2016），但这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中是否也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验证。
（五） 城市化与制度环境
除上述 4 个重要因素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城市化会带动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促进服务业发展，增加服务供给，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韩文丽，2011），从而使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增加对服务的需求，促进服务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制度差异客观上会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格局
鉴于国内学者和商务部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划分并考虑数据可得性，选取 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爱沙尼亚、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希腊、新加坡、意大利、英国、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匈牙利共 22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2015 年中国与该 22 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额的 80.2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7 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分类，将这 22 个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前 15 个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 7 个国家），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格局。
（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从整体双边服务贸易规模看，除 2009 年可能受金融危机影响外，2006~2015 年间，不论是中国出口、中国进口还是进出口总额，服务贸易额均在增长。2015 年中国对该 22 国服务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到 332.37 亿美元、413.17 亿美元、 745.5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9.98%、10.89% 和 10.48%。
自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该 22 国服务贸易增长快速， 2012~2015 年，中国从该 22 国服务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 14.11%、服务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也高达 10.06% 和 12.21%。
但从贸易差额看，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一直是逆差，2009 年后逆差有所减少，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逆差进一步扩大， 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逆差达 80.8 亿美元。
（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
将 22 个沿线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探讨。从占比看，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进口及进出口占比均在 90% 以上，说明长期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
从贸易额来看（图1），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2006~2015 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进口及进出口总额均在增长。2015 年，服务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到 309.52 亿美元、393.8 亿美元、703.3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29%、11.03% 和 10.7%。
“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国与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带来了迅速的增长， 2012~2015 年，中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进口年均增长率达到14.92%，服务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也高达 11.68% 和 13.44%。
从贸易差额看，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逆差在波动中趋于增加，2015 年贸易逆差为 84.28 亿美元，为近 10 年来最大值。
图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规模
（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呈顺差但量小
从贸易额来看（图2），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额在波动中扩大。2015 年，服务出口、进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到 22.85 亿美元、 19.73 亿美元和 42.22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45%、8.37% 和 7.29%。不论是服务贸易额还是年均增长率都远低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水平。
图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规模
从贸易差额看，2006~2015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在波动中一直保持顺差。中国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额在近几年增长趋于停滞，顺差随着出口额的减少也开始降低，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2015 年贸易顺差为近 10 年来最小。
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 模型设定
基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在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造如下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1)
（二） 被解释变量
在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 Y 包含 3 层含义，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出口额、进口额和双边贸易总额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引力方程，分别以 TISE、TISI 和 TIS 表示，贸易额能较为直接地反映服务贸易情况，通过对不同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分析，可以更全面地了解相关因素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出于在“一带一路”政策框架下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及推动服务出口的探究目的，将重点关注中国的服务出口额变量。
（三） 核心解释变量
以 GDP 和 CGDP 分别表示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经济规模。 DIST 代表中国与沿线贸易国家的地理距离，由于地理距离不随时间变化，为避免出现距离变量无法识别的问题，借鉴蒋殿春和张庆昌（2011）的做法，以国际原油价格做权重调整。SID 表示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定义为沿线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之比，比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各国服务业相对发展程度以及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OST 表示服务贸易开放度，定义为沿线国家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四） 控制变量
UR 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化率，取沿线各国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各国的城市发展水平。ROLD 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法制环境差异，取沿线各国法治水平与中国法治水平的差值，用于反映制度环境影响。制度的衡量指标并不唯一，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将制度划分为 6 个维度的方式获得广泛认同。法治水平作为维度之一，反映了司法体系效率以及法律对合约的保护力度，与其他维度相比更适合作为分析制度环境对贸易发展影响的指标（胡超，2011）。
（五） 数据说明
TISE、TISI 和 TIS 变量数据均来源于 UN-Comtrad 数据库和 OECD-ilibrary。 GDP、CGDP、SID、OST 和 UR 变量数据均来源于 WDI 数据库，距离变量 DIST 的数据来源于法国 CEPII 数据库，法治水平数据取自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涉及价格因素的数据，均已通过 GDP 平减指数折算为 2009 年美元价值。同时对被解释变量和 GDP、CGDP、DIST 3 个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为行文方便，下文以“贸易国”指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表1变量描述
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实证模型的检验结果。中国与贸易国双方的 GDP 对双边服务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GDP 代表了一国的市场规模，规模越大，服务需求就越大，会促进服务进口；同时市场规模也代表着生产能力、服务输出能力，表2显示中国的 GDP 对促进服务出口有显著作用，表明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中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自 2006 年以来，中国 GDP 总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生产能力应远大于样本中的其他国家，中国的“本地市场效应”也应大于贸易国，表2所示的系数大小也证实了这一点。
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SID）对中国服务出口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SID 值越大，表示中国与贸易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不同服务业发展水平下的服务贸易内容也会不同。当前运输、旅游和建筑等三大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中国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这与贸易国的服务贸易内容可能存在错位，不利于中国服务出口。2016 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1.6%，与合理经济结构下的 70%~80% 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徐珂，2017），可见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仍是限制中国向贸易国服务出口的重要因素。
表2贸易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注：（1）括号中报告稳健标准误值；（2）***、**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服务贸易开放度（OST）对中国的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贸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贸易管制就越低，越有利于中国的服务出口，符合理论预期。服务贸易开放度影响较低，说明服务贸易开放度还不是限制中国向贸易国服务出口最主要的因素。
距离因素（DIST）均不显著，说明距离对服务贸易无明显影响。技术进步使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而且互联网技术也日益成熟，保险、金融等多种服务贸易活动均可通过互联网开展而不受距离限制，地理距离或已不再是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服务贸易的阻碍因素。
城市化率（UR）总体表现为显著负向作用，说明城市化率越高的贸易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进口也越少。一方面，城市化会推动贸易国的服务需求和服务产品结构趋于高级化，引致贸易错位，减少中国的服务出口。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多，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大，使得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服务业增长被国内需求所消化（储昭昉，2012），从而降低中国的服务进口。
法律制度差异（ROLD）显著为正，该值越大，代表贸易国的制度环境越好，说明贸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同时有利于中国的服务进出口，对双边服务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六、 稳健性检验及进一步分析
根据上文关于服务贸易格局的分析结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因此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以发达国家组为子样本检验上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组进行回归估计，并与发达国家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表3）。
根据表3所示结果，以发达国家组为子样本的回归估计结果与母样本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表3分组估计结果
注：（1）括号中报告稳健标准误值；（2）***、**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对比两组的估计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组中的“本地市场效应”并不显著，距离因素对中国的服务进口表现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在发展中国家组中对 3 个被解释变量均表现出显著且更大的促进作用。
观察样本数据发现，发展中国家组中的 SID 值均大于 1，说明样本中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亦高于中国，因而，SID 值越大，说明贸易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据此分析该组 SID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的原因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先于中国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传统服务业的短期空缺给了中国服务业输出的机会。同时，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也适度填补了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市场需求，形成相互促进发展。
对于 OST 变量。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市场都更有限，更依赖进出口。因此，适当放松市场限制，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开放度对带动服务进出口贸易的作用。
此外，发展中国家组中的城市化率对中国的服务出口表现为促进作用。而法律制度差异变量显著性较低，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水平相对较低，与中国差异较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相对弱化。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前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格局分析及基于相关影响因素理论基础上的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贸易逆差逐年增大。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中国与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主要地位，双边贸易规模增长迅速，贸易逆差也在波动中扩大，说明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虽然是顺差但贸易量小，无论是服务贸易额还是年均增长率都不及中国与沿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水平，但存在很大的贸易潜力和提升空间。
（2）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中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提升贸易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和缩小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与贸易国的差距均会促进中国服务出口，但对中国的服务进口无显著影响。贸易国较低的城市化率和良好的制度环境均有利于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地理距离整体上未构成显著的阻碍影响。
（3）相关影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未显示出“本地市场效应”且受距离因素影响，而发展中国家更高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开放度均有利于中国服务出口和进口，且影响更大。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和推动中国服务出口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1）应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进高层次服务业建设，缩小与贸易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差距，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同时促进服务出口。（2）可以加快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成本，提升与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潜力，推动双边贸易发展。（3）积极构建区域内良好的服务贸易环境，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合作，消除贸易壁垒，逐步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出口以及双边服务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