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考察中国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 , 结合 1995~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 , 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自贸区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 ,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用合成控制法检验了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 : 第一，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持续的推动作用，且设立时间越久，推动作用逐渐增强；第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主要是通过扩大贸易水平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途径还未得以充分发挥；第三，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上海、广东、福建的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显著，天津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不明显。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ree trade zone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18,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DID) method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aris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is further used to test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in the free trade zon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 free trade zones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and continuously, and the role in promoting is gradually enhanced with the longer time of establishment; second,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ndicate that free trade zones mainly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trade expans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attraction, and the way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no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hir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exists i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free trade zones. Free Trade Zones in Shanghai, Guangdong and Fuji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ianjin Free Trade Zone is not obviou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粗放式发展方式已不能维系；加上近年来国际市场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受阻，中国经济出现增速持续下滑态势，经济面临转型挑战，迫切需要以新的努力推动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体制，进而在新的全球生产布局和贸易规则体系下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自贸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自 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起至今，自贸区数量已增至 18 个。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区，自贸区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先行先试制度创新与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形成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通过累积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实现制度红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张幼文，2014；Yao and Whalley，2015）。
那么，作为新一轮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探索，自贸区建设是否已取得预期目标，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其长期作用又如何？通过何种途径起作用？不同自贸区的经济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回答以上问题，科学评价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对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自贸区经济驱动效应的研究从未间断，已有不少文献从定性角度进行研究。陈爱贞和刘志彪（2014）认为自贸区建设会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增长。陈琪和刘卫（2014）研究指出，自贸区设立会使区内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带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推动区内经济发展，但对周边地区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增长。杨向东（2014）认为，自贸区设立有助于降低税费和交易成本，加速贸易自由流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活力。赵亮（2016）认为自贸区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比“出口驱动”更全面、深入的直接驱动和间接驱动作用。王晓玲（2017）研究认为，自贸区建设会使区域扩大对外开放，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溢出效应，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多重红利。李光辉（2017）研究认为，自贸区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完善区域金融创新开放体系，能够加速高水平贸易便利化体系和投资管理体系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便利，进而对区域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计量分析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学者们从定量的角度考察自贸区经济效应的相关文献也日益增加。何勤和杨琼（2014）利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上海自贸区贸易便利化对进出口流量的正向作用。赵静（2016）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方法结合上海自贸区数据构建了自贸区效应溢出系统关系模型，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发展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及人才溢出效应，但其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于短期的资金、人才及政策溢出方面。谭娜（2015）、殷华和高维和（2017）、王利辉和刘志红（2017）、王鹏和郑靖宇（2017）、杨艳红和胡加琪（2018）采用反事实分析法从多角度检验了自贸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发现自贸区的“制度红利”溢出效应显著，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应望江和范波文（2018）、刘镰和吕程（2018）结合反事实分析法和合成控制法对比分析了沪津闽粤四大自贸区对经济指标的差异化影响，证实不同自贸区的经济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叶修群（2018）则结合双重差分法发现自贸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但其效应明显滞后。聂飞（2019）运用 DID 模型发现自贸区建设总体上能够有效优化制造业结构，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张军等（2019）基于双重差分空间自回归模型多角度考察了中国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自贸区整体经济效应显著，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趋势。
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已有的研究自贸区经济效应的实证文献主要分析了单个自贸区的净经济效应，对动态效应、作用机制以及不同禀赋差异经济增长效应的对比研究仍相对欠缺。鉴于此，本文结合 1995~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平均效应、动态效应，检验自贸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利用合成控制法进一步分析其经济效应的地区异质性，以期为自贸区进一步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二、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自贸区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投资效应。自贸区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区内投资准入门槛降低，并弱化政府事前审批权力，将外商投资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给企业营造了更为自由的投资环境，大量优质的外资企业选择入驻自贸区，这些 FDI 通过产业前向、后向和侧向关联效应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并通过规模效应、竞争示范效应、人员流动与培训效应等途径产生外溢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贸易效应。自贸区提高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和物流效率，自贸区“先入区，再申报”“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完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服务创新模式及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放松与自由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业现有的贸易壁垒。这些政策的执行使自贸区对外贸易的便利程度提升，加速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参与度提升，进而使地区贸易规模扩大、贸易质量提升，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向自贸区内扩散，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产业结构效应。随着外商可投资行业的扩大和手续的简化，吸引外资流入新开放的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能够大力推进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同时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人才的流入，提升准入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升级，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此外，自贸区诸多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带来完善的金融配套服务和产品，新兴产业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融资得以解决，大力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相对而言，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在自贸区开始运行之后从国家间的贸易流量和投资情况出现较明显变化中得以体现，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会随着政策完善和市场逐步一体化后逐渐显示出来，经济溢出效应日益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自贸区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H2：自贸区设立时间越久，对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越大。
H3：自贸区通过投资效应、贸易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此外，各个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及目标存在明显差异，如上海自贸区定位于服务金融中心，旨在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化、货币兑换自由、法治环境规范的自贸区； 天津自贸区旨在京津翼协同发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福建自贸区旨在增强两岸经济合作，拓展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广东自贸区致力于粤港澳深度合作，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不同，不同自贸区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差异，对经济发展的效果可能会不同。且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会导致自贸区相同的政策对经济增长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第 4 个研究假设：
H4：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
三、 估计方法和变量选取
（一） 估计方法
1. 双重差分法
将自贸区政策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将设立自贸区的地区作为实验组，其他未设立自贸区的地区列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 1995~2018 年作为样本时间范围，将成立时间较长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 4 个自贸区试点省（市）作为实验组，同时为排除 2017 年和 2018 年新成立的 8 个自贸区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将其扣除之后把剩余未成立自贸区的省份作为对照组。构建如下模型对自贸区经济效应进行评估：
(1)
式（1）中，lngdpit 为被解释变量，用实际 GDP 对数值来衡量，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FTZit 表示省份 i 在 t 时期是否受自贸区试点政策影响（若省份 i 在 t 年成立自贸区试点，则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 1，否则为 0）；Xit 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其他控制变量；rt 和 ui 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ξit 为随机扰动项。
2. 合成控制法
双重差分模型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在选择上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但实际上看，自贸区选择设立于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是综合考虑了经济、政治、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随机的；加上运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可能存在政策内生性问题。相比之下，Abadie 等（ 2010）提出的合成控制法可有效避免双重差分法产生的相关问题，合成控制法的核心思想是 : 根据政策实施前的相关预测变量构造出与实验组完全类似的合理的“合成地区”作为对照组，进而通过比较实验组对象和对照组对象的差异来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合成控制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双重差分法，运用范围更广。因此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法来评估四大自贸区对地区经济的差异化影响。
（二）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选取各省份实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gdpit）来衡量。先用省份名义 GDP 除以以 1995 年为基期的定基平减指数得到省份实际 GDP，再对其取对数。
2. 核心解释变量。自贸区虚拟变量（FTZit）为核心解释变量，按照国家批复自贸区所属年度进行赋值，样本省份设立自贸区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在回归时引入控制变量在于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引入的控制变量有：（1）政府发展水平（gov），用政府财政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来衡量；（2）贸易开放水平（open），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来衡量；（3）外商投资水平（fdi），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与 GDP 之比来衡量；（4）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ustry），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5）市场消费潜力（consum），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地区 GDP 比值来衡量；（6）居民受教育水平（edu），用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来表示；（ 7）城市化水平（urban），用地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 8）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infra），用当年基础设施投资与地区 GDP 之比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每年在“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基础设施投资。
本文使用 1995~2018 年的省份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局、中国经济信息网和 CEIC 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一） 回归结果
利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和动态效应，结果见表1。
总体上看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自贸区变量（FTZ）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证实自贸区建设确实能够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假设 H1 得以验证。可见，自贸区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措施推动了地方贸易投资的发展，带动地区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展。
从时间趋势上看，上海自贸区成立 6 年来，第 2 批自贸区成立 4 年来，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历年 FTZ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自贸区设立对地区经济增长确实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FTZ 的系数逐渐变大，说明自贸区的设立对地区经济增长不仅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而且设立时间越久，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假设 H2 得以验证。这说明自贸区制度创新、金融开放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有利政策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这些优惠政策的落实，其带来的经济效应逐渐显现，自贸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凸显。
从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贸易开放水平（open）、外商投资水平（fdi）、市场消费潜力（consum）、居民受教育水平（edu）、城市化水平（urban）、基础设施建设投入（infra）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它们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政府发展水平（go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降低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ustry）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多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整个经济发展还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在向第三产业变迁中暴露出的人员安置、产业转移、技术创新等问题消耗了产业结构升级所释放出的“结构红利”。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仍处于量的阶段，质变阶段尚未到来，产业结构优化的深度与质量不足以影响其经济推动作用的充分发挥。
表1基本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为t 值；*、** 和 *** 分别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自贸区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说明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1. 控制组变化
控制组省份的选取对双重差分法估计结果影响明显，为了消除控制组经济水平与实验组差距的影响，这里将原来的控制组（19 个省市）按 1995~2018 年的综合平均 GDP 排序，删除 GDP 最低的 6 个省份，分别为西藏、宁夏、青海、新疆、贵州和甘肃，剩下的 13 个省份作为新的参照组。保持实验组不变，重新对模型（1）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由于新参照组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原来参照组高，故回归结果更应该凸显自贸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回归结果见表2第 2 列，结果显示，将新的参照组纳入模型后，自贸区政策变量（FTZ）系数的方向与表1一样，都为正且数值相差不大，其显著性水平也相同，证明了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定性。
2. 反事实检验
将自贸区的设立时间统一提前 2 年或 3 年进行反事实检验。若此时自贸区变量显著为正，则说明经济增长可能由其他政策引起而不是设立自贸区的缘故。反之，则说明经济增长来自于自贸区的设立。表2第 3 列、第 4 列分别表示自贸区设立时间提前 2 年和 3 年的回归结果，发现自贸区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并不是其他因素，而是源于自贸区的设立，进一步印证了之前估计结论的稳健性。
表2稳健性检验
注：FTZ.L2 和FTZ.L3 分别表示自贸区设立时间提前 2 年和 3 年的政策变量。
（三） 自贸区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机制检验
自贸区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通过何种机制实现？根据前文分析，接下来以外商投资水平（fdi）、贸易开放水平（open）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ustry）3 个指标为因变量，分别对 FTZit 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3 种影响机制的验证
由表3可知，自贸区对外商投资水平（fdi）、贸易开放水平（open）及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ustry）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自贸区可以通过投资效应、贸易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等途径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假设 H3 得以验证。但从数值大小看，自贸区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industry）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其效果比前两者小。可见，中国自贸区在建设过程中，从企业申报、通关效率和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发展；通过创新投资管理体系，形成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制，提升了对外开放的水平，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到自贸区投资。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年底，四大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约 45 万家，外资企业 2.9 万家，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吸引了 12% 的外资。2018 年四大自贸区进出口累计 2.83 万亿元，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 万亿元的 9.27%，同比增长 14.03%，增幅高于同期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增长速度（9.7%）。结合表2回归结果可知，吸引外资和扩大贸易开放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可见自贸区通过扩大贸易和投资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
随着外资流入新开放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区内新兴服务业得到发展，提高了第三产业比重，并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推动服务相关产业的发展，助推了区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证结果也表明，自贸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正向作用，但产业结构目前还是第二产业比重大，第三产业比重小，加上研发投入增长速度较慢，科技人才短缺及金融支持力度有限，要实现产业结构继续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调整，因此现阶段自贸区产业结构优化效果还较小。从前文的分析也可知，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度不足，导致其经济效应未充分发挥。
五、 自贸区促进经济增长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四大自贸区所处的区位、战略定位不同，其经济效应可能存在地区异质性，利用合成控制法来评价自贸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区异质性。根据合成控制法的思想，将省份实际 GDP 对数值作为合成控制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选取政府发展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外商投资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市场消费潜力、居民受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组。
图1~图4分别展示了 1995~2018 年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大自贸区实际 GDP 对数值和合成值趋势线。图中垂直虚线表示自贸区成立的年份，从中可以看出：在 4 个自贸区设立之前即每个图的虚线左侧部分所描绘的地区实际 GDP 对数值增长路径与合成路径非常接近，表明合成效果较好。每个图的虚线右侧部分描绘了 4 个地区实际 GDP 对数值的真实路径和合成路径。
从图1~图3可以看出，自贸区设立后上海、广东、福建的实际 GDP 对数值高于合成值，二者之差便是自贸区带来的政策效应，直观表明了上海、广东、福建的自贸区建设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结合表4各自贸区时变政策试点效应数据可知：上海、广东和福建 3 个自贸区设立以来对实际 GDP 对数值的平均提升效应分别为 0.7848、0.6276 和 0.6034，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从图4可以看出，天津自贸区对实际 GDP 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结合表4最后 3 列可知，天津自贸区对实际 GDP 的平均效应为 0.1393，虽为正值，但作用远小于其他 3 个自贸区的影响。
可见，四大自贸区的经济效应明显存在地区差异，假设 H4 得以验证。结合四大自贸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原因如下：
上海自贸区位于沿海地区，连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6 个省份及上海、重庆两大城市，覆盖长江沿岸主要港口，紧挨京沪与沪深高铁线路，将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经济区连成一片。既有连接全国的高铁通道、沿海地带的国际港口，又有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两个国内航运中心，交通运输功能完善，可以顺畅地对接国内外贸易和技术流通。自贸区政策的执行对国内外市场的吸引力提升，有利于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贸易金融合作更加深入。成立 6 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区内新设外资企业 8，000 家，超过挂牌前 23 年的 5，000 家， 2018 年，合同外资增资额达到 24.96 亿美元，完成进出口额 1.46 万亿元，占全市 42.8 %。区内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截至 2018 年底，保税区域现有注册企业 37，933 家，其中新兴产业的租赁和商务服务类企业 9，678 家、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类企业 2，963 家、金融类企业 1，274 家，占企业总数比挂牌前分别增加 18.6%、6.4% 和 2.8%。上海自贸区有力推动了上海经济整体发展。上海自贸区高端产业基础较好，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优势明显，自贸区建设对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影响能在短期内实现。而天津、福建和广东 3 个自贸区是在上海自贸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设立的，这些自贸区建设经验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契合需要时间，要不断地摸索调整，因而上海自贸区的经济效应会比其他自贸区更明显，这一点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
图1上海市实际及合成的 GDP 对数
图2广东省实际及合成的 GDP 对数
图3福建省实际及合成的 GDP 对数
图4天津市实际及合成的 GDP 对数
表4四大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广东自贸区位于珠三角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临近港澳地区，在加强对港澳合作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广东自贸区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侧重服务贸易自由化，以自贸区为窗口与第三产业发达的港澳地区进行产业合作、深度融合，由此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驱动地区经济增长。自 2015 年 4 月成立以来，广东自贸区共形成了 456 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省复制推广了 102 项改革创新经验和 92 个创新案例。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底，区内累计新设企业 25 万余家，实际利用外资 186 亿美元，年均增长 28.3%。2018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9，026.7 亿元，占全省 12.6%。与港澳合作方面，推进开放专业服务业、创新法律服务合作、完善口岸通关模式、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截至 2018 年底，广东自贸区三大片区累计注册港澳企业 1.4 万余家，建设成果显著，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内经济增长。
福建自贸区位于东南沿海，地处台湾海峡和太平洋的主航道，是连接海峡两岸、 打通东亚和南亚以及印度洋的重要节点。福建自贸区的特点在于促进两岸经贸活动自由化、便利化，形成对台湾地区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推动两岸经贸共同发展。 福建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了一批独具福建特色、 对台湾地区先行先试的创新成果。总体方案 186 项重点试验任务绝大部分已实施， 深化方案 136 项重点试验任务已实施 85%，共推出 378 项创新举措，其中全国首创 141 项、对台湾地区 81 项。成立 4 年来，区内累计新增企业 8 万户、注册资本 1.8 万亿元，分别是挂牌前历年总和的 5.2 倍和 8.1 倍，其中新增外资企业 3，891 家、台资企业 2，323 家，以不到福建省千分之一的面积，吸引了福建省近 50% 的新增外资和台资企业数。这些建设有效彰显了福建自贸区深化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有力地推动福建经济的发展。
天津自贸区是京津冀战略核心地带，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东部地区的重要节点，拥有天津港和欧亚大陆桥通道的天然优势，具有便利的交通枢纽地位，是东北部对外开放最好的门户选择，天津自贸区旨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立 4 年来，天津自贸区推出了涵盖投资、贸易、金融、通关和政府服务等近 400 项先行先试改革措施，区内新注册企业 5.3 万家，其中外资企业 2，453 家，注册资本 4，431 亿元，进出口贸易额达 2，700 多亿元，用天津市 1% 的面积创造了约 12% 的地区生产总值、约 30%的外贸进出口额、约 25% 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已成为促进滨海新区乃至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天津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带动力度不是很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成立于 2006 年的天津市东疆保税港区是天津自贸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该港区早已享受了税收、口岸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接近于自贸区的要求，导致天津自贸区在贸易方面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直接影响天津自贸区经济效应的发挥。另一方面，天津临近东北工业基地，是近代工业的起点，天津自贸区的优势产业是制造业，其制造业具有独特的积累优势，天津自贸区的建设的确推动了该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但第二产业已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导致天津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不显著。
六、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 1995~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用合成控制法检验了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动态检验结果表明，设立时间越久，推动作用越强；第二，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自贸区主要通过扩大贸易和吸引外商投资水平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还未得以充分发挥；第三，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上海、广东和福建的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显著，但天津自贸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不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下列政策启示：
第一，自贸区应以长期经济增长为目标。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自贸区的体制建设，推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进程，实现区内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使得自贸区内的知识存量增加，实现制度红利助力经济长期发展。
第二，根据自贸区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同地区自贸区的产业功能应定位于引领地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避免产业低端锁定，充分实现自贸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像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自贸区应积极试点服务贸易的全面开放，致力于引进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将自贸区发展为第三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多渠道、多层次提高本土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力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效应，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与转型。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贸区可结合当地产业特征，首先发展新型加工制造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实现自贸区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第三，各自贸区实施差异化发展。本文研究表明，自贸区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各自贸区要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主，发挥各地特色与比较优势，构建不同发展模式，充分发挥资源集聚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功能，实现地区经济更高水平和层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