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几年国际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中国遭遇“百年变局”，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时期，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发展理念、思路和对策进行调整。中国应当坚持基于“数量”增长的“量”“质”并行的理念；更加重视关键技术攻关，争取突破发达国家高科技壁垒，构建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保证外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美“脱钩”风险不断扩大，中国应当着力推行更高水平市场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动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及其进出口更加平衡、外贸区域更加均衡、市场更加多元化；应当与更多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通过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抑制美元霸权地位，推动行业组织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以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利益。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than before. China’s economy is in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rowth impetus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requires new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parallel based on “quantity” growth, pay more attention to key technology, strive to break through the high-tech barrier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nsur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The risk of “decoupling” is exp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hould strive to implement a higher level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an all-round way, so as to promote a more balanced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mport and export, a more balanced foreign trade region, and a more diversified external marke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better close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more countries, inhibit the hegemony of the US dollar by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and promote industry organization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enhance China’s discourse right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better safeguard China’s interests in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关系不断恶化。尽管 2020 年 1 月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排除却非常缓慢，总的关税仍然居高不下。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未来较长时期内还将存在。这两大负面影响的叠加对世界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拜登政府在打压中国方面从“关税战” 转向“科技战”和“实体战”，制裁的“实体清单”不断扩大，中国外贸发展面临比以往更为不友好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数量型增长的传统动力已经不足，创新驱动的新动力尚未真正确立，导致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发挥内需优势，通过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外贸在国际循环中具有关键作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其战略对策是外贸高质量发展。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 11 月）回应了国内外复杂经贸形势变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在世界“百年变局”时代和中国“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政策背景下，必须重新审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外环境，赋予外贸高质量发展新的内涵，转变外贸发展思路和对策。
一、 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如何科学地界定外贸高质量发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仍无一致看法，主要观点包括两类：（1）从推动外贸发展的影响因素角度界定外贸发展质量。戴翔（2018） 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发展更趋平衡和更加充分”的对外贸易。从平衡角度看，要实现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开放领域更加平衡；从充分角度看，实现从中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转型、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简单融入全球化向具备全球治理能力转型。曲维玺等（2019）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是与出口产业和科技基础雄厚、外贸结构更加平衡、外贸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外贸综合服务制度体系完备以及掌握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有关。张菲（2019）强调科技创新、贸易结构优化和国际规则制定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2）从外贸发展的效果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评价外贸发展质量。Hallak（2006）、Szczygielski 和 Grabowski（2012）认为出口商品质量决定了出口单位价值，并论证了出口单位价格作为反映出口质量指标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何莉（2010）用外贸发展和外贸效益来衡量外贸发展质量，前者包括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条件、贸易方式、贸易地理及区域结构等，后者是指外贸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吸引外资等的贡献。喻志军和姜万军（2013）认为，对外贸易质量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发展的整体状况，以及其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效果。
第二类界定方法过于宽泛，第一类方法能够反映外贸发展的本质特征。综合两类涵义，外贸高质量发展是“量”和“质”都持续增长的发展方式。外贸“量”是“质” 的基础，没有量作为基础，谈论质没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外贸高质量发展是数量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外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品质的持续提升。本文主要从数量、技术、外贸竞争力、结构、国际规则话语权等方面来界定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实际上，外贸竞争力来自技术水平，具备核心技术能力便具有外贸竞争力，因此，两者可以合二为一。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与时俱进，在不同条件下内涵可能不同。在“百年变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应该强调“数量”“品质”“内部关系”和“国际规则话语权”等方面的刻画。
第一，外贸高质量发展是“为我所需”“进口引领”的发展方式。从高质量发展的“量”来看，通过扩大进口量满足内需，实现外贸数量的稳定增长。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及其内需潜力，有助于扩大中国进口和实现外贸平衡发展，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建立在廉价要素优势基础上的传统出口导向模式已经不适合 “百年变局”下的外贸形势。外贸高质量发展不是“唯外国所需”，而是“为我所需” 的发展方式，即从“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转变为优质优价、优进优出的“双循环”。基于中国内需的进口引领有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第二，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引领的发展方式。从高质量发展的“质”来看，创新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完整产业链或供应链，加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创新浪潮，推动外贸进入创新引领的新时期。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就能够实现市场创新，引领外贸高质量发展。通过制度创新可以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改善生产组织方式，优化要素配置方式，降低产品成本；同时还能创新贸易规则和改善外贸环境，推动外贸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产生。可见，通过创新引领，能够在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业态和模式等方面形成外贸竞争优势，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
第三，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发展方式。外贸构成内部关系包括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市场构成、产地区域构成的协调发展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平衡发展。中国不但要继续保持商品贸易的平稳增长，而且要大力促进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并实现进口与出口的平衡发展；不但要继续保持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贸易的稳定增长，而且要加快与新兴市场及“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贸易发展进程；不但要继续保持东部地区对外贸易的稳步增长，而且要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快速成长。与此同时，外贸结构不断优化，意味着不断提高污染少、能耗低的先进产能和缩减污染大、能耗高的落后产能，这有利于生态治理水平明显提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绿色获得感、生态幸福感。
第四，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发展方式。除了降低关税推动市场开放和降低外贸成本外，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贸易便利度能够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和效益，也是提高外贸发展质量的关键。世界贸易组织 （ WTO）一直致力于推动成员改善贸易便利化，其成员 2014 年通过《贸易便利化协定》 议定书，2017 年 2 月正式实施。作为 WTO 成员，中国在市场开放和产业开放方面履行了加入 WTO 承诺，对外开放达到了较高水平，正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体制机制建设，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和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建设，按照高标准国际规则完善中国外贸法规体系。
第五，外贸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拥有一定规则话语权。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重新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中国作为新兴贸易大国，随着进出口贸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应当更多地参与国际贸易事务治理，制定更加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发展创建更加平等和更为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外贸环境的复杂变化，外贸高质量发展内涵应该包括：树立“为我所需”理念，维持数量上的稳定增长；培育创新引领的外贸竞争新优势，突破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推进发展质量的提升；稳定外贸内部关系的协调和平衡发展；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增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
二、 国内外复杂经贸环境对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制约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受到了“百年变局”和“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影响。“百年变局” 中最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从“量变”逐步积累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对其复兴的回应（张宇燕， 2019）。1985 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遏制日本发展，1991 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体制变革，世界呈现多极化格局，也助长了美国的霸权气焰。但是，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打击，美国经济实力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面对中国的强势复兴，美国把中国锁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采取“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姿态，实施亚太平衡战略，对中国大范围出击、高强度压制和全面战略性遏制。从 2017 年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从“关税战”转变为打压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科技封锁。2021 年，拜登政府采用更加老练的合纵连横和多边主义策略，极力拉拢欧洲和亚洲的盟友一起对付中国，企图建立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围堵中国的联盟，这可能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未来外贸发展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此，中国采取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试图通过内部市场拉动对外贸易，即“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发展，实现“双循环”协调发展，这是对外贸发展方向的根本调整。
（一） 中国外贸发展遭遇“质”和“量”发展困境
在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求以数量为基础的“质” 和“量”共同提升，但遭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而面临不小的困难。一方面，从品质看，外贸发展面临高科技突破的困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科技研发设置障碍，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进行围堵，与此同时，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国。另一方面，从数量看，外贸发展也面临不利的局面。其他发展中国家极力争夺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世界份额，导致中国部分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近年来，苹果、三星等跨国公司逐步把部分或者全部制造业转移到巴西、越南、印度等国家，导致一批国内配套企业倒闭或者转移，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供应链形成一定的冲击。由此可见，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中低端产业，中国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没有高科技研发的突破，外贸发展的品质难以提高；没有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外贸发展的数量得不到保障。
（二） 中国外贸发展遭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制约
就国际竞争态势而言，依靠一两家实力强劲的高科技企业突破技术天花板是极难的。究其原因，美国拥有一批高科技企业，例如苹果、高通、英特尔、谷歌等，而中国像华为这类高科技企业非常少，在高科技研发领域难以与美国竞争。美国多年来一直制约中国高科技发展，通过制定法律和签订贸易协定等方式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出口管理法》以“在管制下的商品清单和相关技术资料”条款对中国进行高技术和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美国还通过主导多边体制对中国高技术出口进行管制。1996 年美国与日本、英国、荷兰等 33 个国家签订了《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对先进材料、材料处理、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等 9 大类军民两用技术进行出口管制，对中国实施禁运。近年来，美国更加紧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2019 年美国通过“国家紧急状态”对出口进行管制，把中国 200 多家企业纳入管制“实体名单”，同时对 STEM 专业（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限制。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面临欧美发达经济体高科技壁垒，遭遇技术“天花板”的困境，可能被发达国家长期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因此，某些领域的核心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也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天花板”。
（三） 中国外贸发展内部关系存在不协调问题
中国外贸发展内部关系存在明显不协调问题。一是外贸出口市场不平衡。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过度集中于美国、欧盟、东盟等传统出口市场，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占比过大。2019 年，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额为 4，186.64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额的 16.75%，欧盟市场占比为 14.66%，东盟市场占比为 14.38%，中国香港市场占比为 11.17 %，日本（ 5.73 %）、韩国（ 4.44 %）、德国（ 3.19 %）和印度（ 2.99 %） 合计占比为 16.35%。这种出口市场的高集中度不利于中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域开放和贸易发展不均衡。中国东部沿海对外开放比较充分，外贸集中于东部地区。 2019 年，广东省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为 28.8%，江苏省占比为 16.12%，浙江省占比为 13.59%，上海市占比为 6.81%，山东省占比为 6.84%。中西部沿边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中国陆地边境线与 14 个国家毗邻，边界开放和边界经济的潜力巨大。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以及国际环境不断恶化，中西部地区的沿边开放显得尤为重要。三是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商品对外贸易发展比较充分，而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多年来保持逆差态势；服务贸易额与商品贸易额比值不到 20%，而一些发达国家高达 25% 以上，服务贸易特别是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仍具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四）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环境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时代，新旧势力和秩序的转换必然带来国际环境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有望在 2030 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崛起对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形成强有力的挑战，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逐步从一极多强格局向多极化格局转变。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超级大国地位，极力联合西方盟友在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全方位打压中国，中美关系从“合作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关系，中国外贸发展将长期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越南、柬埔寨、印度、埃塞俄比亚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逐步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相对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相对增强，而传统欧美国家的地位和话语权则相对削弱，新势力和新秩序的崛起与旧势力和旧秩序的衰落增加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五） 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受到全球经济治理环境的约束
随着开放深化和外贸发展，中国参与国际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能力逐步增强。中国外贸快速发展得益于发达国家构建的治理机制，中国享有 WTO 规则、IMF 规则等国际机制赋予的权利并承担责任和义务。从全球经济治理形势来看，国际治理体系和规则碎片化，中国有机会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阻碍中国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美国特朗普政府以“退群”方式威胁一些国际治理机制的运行和约束，并不认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行为和规则主张。同时，不仅发达国家极力阻碍中国的参与行为，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不理解、不支持。所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存在许多挑战。一是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为全球提供国际规则研究和设计等公共产品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发达国家一直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垄断着全球化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仍不足以抗衡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二是中国经济组织在国际行业组织及其技术领域缺乏话语权。全球经济治理通常以政府间组织为依托，集聚大量各个行业国际组织在技术上进行支撑。中国在技术上没有取得绝对的原始创新和标准制定权，在有关治理领域和具体问题上难以协调和引导国际社会的意见。三是在跨境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投资与金融等新领域，国内经济治理规则还不完善，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更没有经验，也不足以担任制度顶层设计者，最后成为这些领域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接受者，不利于中国在这些新领域的外贸发展。
总体来看，中国走过了粗放式、低质量发展阶段，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进退两难的状况。一是传统的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真正建立。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优惠政策的激烈竞争和成本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不足。二是技术比较优势取得了长足进步，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及核心竞争力不足。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美日德等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受制于欧美国家建立的高科技壁垒，其科技创新面临巨大困难。在双层夹击的不利境况下，无论是在中低端制造领域还是在高端制造领域，增长动力都明显不足。
三、 国内外复杂经贸形势下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务实、更具前瞻性和开放性的对策。
（一） 重新审视和重视中低端产业外贸“数量”增长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外贸高质量发展“量”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不能只盯着质，不盯着量；不能只盯着高端价值链，忽视中低端价值链，量和中低端价值链对于外贸高质量发展仍具有非凡的意义。
跟以往“腾笼换鸟”思路不同的是，中国应当像对待高端价值链和产业一样对待中低端价值链和产业。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可以从 3 个方面来实现外贸保量的目标。一是降低企业内部成本。为了应对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国家低工资、低税收的竞争，中国可以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产业并与传统产业相结合，通过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力要素的方式，降低工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抵减其他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二是减少企业外部成本。积极改善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打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更加优质的政府服务，通过降低制度成本和增强政府公共服务，留住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三是大力发展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及数字贸易、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外贸新业态和新模式，通过新业态和新模式来激发外贸发展的新潜力和寻找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助力中国实现外贸保量的目标。
（二）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外贸高质量发展以产业竞争力为核心，表现为产品或服务必须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这就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作用。我们不妨从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历程看，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深圳具备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功能，涌现华为、腾讯云、菜鸟网络（物流）、大疆创新（智能硬件）、碳云健康等一大批高科技创新企业，其成就归功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圳创新中心的形成值得重视的有 5 个方面。一是高度市场化。深圳是被赋予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特区，加上受到香港市场化、国际化观念的影响，因此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能够集聚全世界高质量要素，推动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二是高度发达的高等教育。深圳非常注重高等教育，深圳大学长足进步，南方科技大学异军突起，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提供大量职业型人才。深圳还通过合作办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强大研发实力的合作型高校，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培育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三是高效服务型政府。深圳从管制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观念已经深入政府公务员内心，高效服务型政府是深圳成长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驱动力量。四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圳各级政府通过高效服务为当地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了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断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经济特区建设需要外资，但不被外资主导。如果被资本势力操纵则有可能背离自主创新中心建设的初衷，离自主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越来越远。因此，深圳经验值得借鉴，必须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形成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三） 建立和完善核心技术研发的“新举国体制”
中美两国都在争夺高科技主导权，中国需要建立和完善核心技术的“新举国体制”，才更有希望打破美国在核心技术方面对中国的封锁。这种“新举国体制”必须是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通过组建同一行业的国内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形成核心技术研发联盟，发挥政府在核心技术攻关过程中的高效服务、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推动产学研高效结合的一种制度。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扶持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日本政府将富士通、东芝等日本最大的 5 家计算机公司和研究所联合起来，组成 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联盟，集一流企业以竞争合作的模式突破核心技术的发展瓶颈。对于核心技术攻关，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由中国政府牵头成立重要领域核心技术研发联盟，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突破进程。
（四） 通过推广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经验优化外贸环境
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高规格的自贸区（港）改革开放试验经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国外贸环境。一方面，加快建立和健全自贸区（港）崇尚实干、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和改革试验的容错纠错机制，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建设和完善自贸区（港）制度集成创新机制，以制度集成创新带动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以形成与中国法律体系相配套、与国际惯例接轨、与自贸区（港） 建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打造自贸区（港）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外贸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应当积极把自贸区（港）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通过充分发挥自贸区（港）改革试验田的引领作用，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逐步推动中国其他地区外贸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和外贸环境不断优化。
（五） 促进外贸结构均衡发展以及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外贸高质量发展一定是维持内部基本平衡关系的协调发展。从外贸系统看，主要有区域和市场平衡、进出口平衡、内外贸平衡、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平衡等关系。在国内外比较不利的新形势下，应当采用新对策来平衡外贸内部关系，促进外贸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一是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外贸平衡。积极扩大中西部地区开放，推动中国外贸区域均衡发展。加快改进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的现状，推动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平衡发展。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整合亚欧大陆，拓展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单一市场的风险。二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外政治环境恶化的不确定风险，中国应当打造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模式。国内大循环旨在国内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核心产业链不再依附于其他国家，这有利于中国摆脱依附地位，增强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有利于形成内需和外需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加快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转变，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更需要推动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善营商环境、法制环境和诚信环境，加快中西部外贸发展步伐，促进外贸地区结构平衡发展。四是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外贸发展的关系。在外贸发展过程中搞好环境建设，在环境建设中推动外贸发展，做好人口、自然和资源的相互协调，以实现外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六） 建设更多自由贸易区和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获利者，当推行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威胁到自身利益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又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由此可见，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规则。中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更好地维护本国企业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这样有利于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了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应当更多地建立或者参与国际性贸易组织，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订国际贸易协定。除了已经成立的自由贸易区之外，中国应当加快中国—海合会、中日韩、中国—斯里兰卡、中国—马尔代夫、中国—以色列、中国—挪威、中国—尼泊尔等自贸区协定的谈判进程，尽可能地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不仅可以削弱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而且可以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贸易摩擦中的话语权。另外，中国要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这也间接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降低美国的国际地位，从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中国还要推动国内各个行业协会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争取加入相关行业权威性国际组织，展示中国的技术标准，争取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四、 结论
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高科技领域的标准和贸易规则话语权。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制度红利，不断发展教育释放人力资源红利，科技产业实力得以持续增强，并逐步挑战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欧美国家所主导的技术标准和规则话语权。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格局未来可能难以维系，引起相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增强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力度，并把中国排除在贸易规则话语权之外。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继续维持外贸数量的增长，保护制造业产业链，重视中低端产业发展；建立和完善高科技发展的“新举国体制”，加强自主创新，突破核心技术，突破欧美国家多年建立的高科技基本架构和壁垒； 通过加快自贸区（港）的建设进程以及经验推广力度，积极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外贸环境；加强外贸内部关系协调和均衡发展，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加快中西部地区外贸发展，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改变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面的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