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将发生改变，贸易治理赤字问题将更加突出。要理解后疫情时代国际经贸规则的“破”与“立”“替”与“补”，就必须以史为鉴、以理为由，深刻挖掘全球贸易治理背后的理论逻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以多边主义不变性支撑定力，以贸易治理新发展保持活力。中国日益重视全球贸易治理，积极践行中国特色治理理念，与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命运共同体、制度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will accelerate the transfer of world’s power center. With the changed content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and the more prominent deficit of trade governance, new governance concepts, entities and objectives are needed to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In order to comprehend break and establish as well as to substitute and complemen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history and follow the rule, deeply excavate the theoretical logic behind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view history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upport concentration with the invariance of multilateralism, and maintain vitality with new developments in trade governance. China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trade, a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governance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ing community of destiny, institution, interests as well as responsibili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contributing Chinese power and wisdom to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世界正目睹多边主义受到侵蚀、自由贸易陷入瓶颈、公平与非歧视性原则屡次被破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甚嚣尘上，由美国领导的“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制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①全球疫情的暴发无疑在短期内将阻碍国际贸易流动，扭曲国际市场价格，中断全球供应链。然而长期来看，合作还是冲突需交给历史检验。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仍会延续，中美贸易竞争持续升级，本土价值链脱颖而出，政府干预市场能力逐步加强，疫情将加速逆全球化进程（Baldwin and Mauro，2020；Barua，2020；Huang，2021）；另一方面，危机中暗含转机，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合作也将酝酿而生（Madouni，2020； Ross and Fallon，2020）。如今，疫情蔓延迫使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陷入僵局，WTO 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我们不得不思考：疫情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将出现哪些新变化？ 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将出现哪些困难与挑战？中国要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贡献力量，应该以哪些贸易治理经验为依据、以何种理论逻辑为支撑？
一、 疫情前的全球贸易治理：历史演进与经验总结
（一） 英国主导的全球贸易治理时代
1. 自由贸易时代开启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英国逐渐形成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然而，受限于各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国内的工业品只能销往英属殖民地。为了扩展海外市场，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国内反对贸易保护的呼声高涨。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首的自由贸易学说兴起，他们分别用绝对成本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论证了自由贸易将会给英国带来巨大利益。以《谷物法》和《航海条例》的废除为标志，英国正式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随后，1860 年英法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双方承诺将取消或大幅削减关税，此后 10 年里，平均关税水平下降了 50%。①《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以英式单边自由贸易和法式双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荷兰和加富尔，自由贸易主义的经济思想也逐渐扩散至整个欧洲，自由贸易政策成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 区域贸易治理：帝国特惠制
1931 年 7 月，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召开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正式建立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即“帝国特惠制”。以此为基础，英国开启区域贸易治理的新时代。本着“己国生产第一，帝国生产第二，外国生产第三” 的原则，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对帝国内部各邦的贸易特惠作出正式安排，具有互惠性、歧视性和殖民主义色彩等 3 个特性。②帝国特惠制相当于一个具有歧视性的区域贸易集团，非帝国的国家被排除在外，丧失了在帝国内部公平贸易的机会。帝国内部形成一种不公平的专业化分工，即英国利用自治领等地提供的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大力进行工业化，自治领和殖民地则被初级产品贸易锁定，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随贸易专业化水平加深而受阻。渥太华帝国经济会议之后，英国开始实施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略：一方面与帝国内成员国落实帝国特惠制，另一方面则与非帝国国家积极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以英国为主导的贸易体系，以此重获世界经济霸主地位。到二战爆发前，一个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础，由大量双边经济协议构成的以英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
（二） 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治理时代
1. 非歧视和公平贸易原则的起源
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脱离大英帝国之后，面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歧视性贸易和航运政策。为推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约翰·亚当斯等起草了《1776 年条约计划》，试图寻求美国商人和船只在其他国家的国民待遇。由于处在战争期间，该条约对外贸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1778 年，美国与法国达成《友好通商条约》，之后与多个国家缔结条约。①该条约包含了“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对缔约国关于产品进出口的限制性措施进行了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对此后多边贸易治理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区域贸易与投资协定的产生奠定了制度基础。
2. 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
18 个国家的代表于 1947 年 4 月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就大幅降低关税和取消其他贸易壁垒以及消除国际贸易歧视待遇展开贸易谈判，并在同年 10 月签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提供了两种贸易治理方式，即借助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确定的非歧视性贸易治理和利用第 24 条豁免实行的具有特殊待遇的贸易治理。这两种方式为日后多边贸易治理和区域贸易治理并进的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奠定法律基础。
从 1947 年到 WTO 成立，GATT 共举行了 8 轮谈判。前 5 轮谈判致力于削减关税壁垒，促使关税水平大幅下降。②第 6 轮谈判依然主要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展开。在第 7 轮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发挥积极作用。第 8 轮谈判达成《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取代了 GATT。通过这 8 轮贸易谈判，一方面美国极力主张实现本国自由贸易利益最大化，一旦贸易谈判受阻则依靠国内法律向贸易伙伴施压使其妥协； 另一方面，美国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的立场和主张，其目标的实现也以同等条件进行交换，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美国试图控制多边体系的能力逐步下降。
3.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
20 世纪 90 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标志美国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美国带动下，全球区域主义开始流行。1990 年，全球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仅有 51 个，经过 30 年的发展，现已累计达 484 个。美国的区域贸易治理战略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1）小规模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阶段。乌拉圭回合之后，多边贸易的谈判效率大幅下降。为此，小布什提出“竞争式自由化”贸易政策，美国先后与新加坡、智利等 11 个国家签订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在美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 5%，产生的经济影响十分有限。③（2）跨区域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阶段。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加之 WTO 多哈回合基本停滞，迫使奥巴马政府积极倡导新的贸易协定。2011 年 11 月，美国协助发起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谈判。2013 年，奥巴马还同意启动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谈判。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旨在构建一项里程碑式的、面向 21 世纪的贸易协定，以期通过建立高质量、高标准的区域贸易治理平台，重新掌握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导权。①（3）“美国优先”的全球贸易治理阶段。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承诺实施“美国优先”的对外贸易政策。美国政府主要通过 3 个渠道实施“美国优先” 的贸易治理理念：利用国内法展开贸易救济调查；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寻求成本更小、收益更大的条款；要求改革多边贸易体系。这反映了美国想利用包括 WTO 在内的一切工具促使全球贸易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前进，充分体现了“美国优先” 的贸易治理理念。
（三） 时代主旋律：自由与公平
英美两国贸易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性。首先，英国实施的帝国特惠制度与美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下所倡导的互惠均强调贸易优惠政策的等价交换。然而，英国的特惠仅针对大英帝国内部的成员国，且这种互惠性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和殖民主义色彩；美国所强调的无条件互惠、最惠国待遇条款建立在非歧视性和公平贸易原则的基础上。其次，英美两国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建均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帝国特惠制还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都是想将各国纳入各自主导的全球贸易规则。再次，英美两国在经济实力下降之后均选择了成本较小且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区域和双边贸易治理。英国在大萧条之后选择帝国特惠制，美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衰退之后开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标志的区域贸易治理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形成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均是在自愿、开放、公平与合作的前提下进行，与英国当时所进行的高度排外且非自愿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大不相同。最后，英美主导的贸易制度建设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英国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缺少制度建设，而美国则将经济霸权地位合法化与制度化。英美不同的经贸治理战略必然导致不一样的结局。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美国主导多边贸易体系的能力下降，多哈回合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转而推进签订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以便达成在多边贸易体系下无法达成的目标。这是因为，美国经济实力自 20 世纪 90 年代趋于下降，推动多边贸易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只能寻求一种成本更小却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贸易治理战略。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将全世界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优先”必然不是大势所趋，单纯考虑本国利益最大化势必将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陷入“零和博弈”。
二、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的新特征
（一） 疫情将放大全球贸易治理赤字问题
后疫情时代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全球性问题更加凸显，疫情将放大全球贸易治理赤字问题。从深层次来说，贸易全球化的赤字表现可以分为责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制度赤字。责任赤字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强国没有履行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优先”原则的对外贸易政策和美国霸权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滥用，与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相去甚远，这不仅加大全球贸易治理的责任真空，还导致各国在贸易治理领域权责关系扭曲。①其次，随着后疫情时代实力与话语权的不相匹配，推动发展中国家呼吁更多的治理权以保障利益，进而导致发展赤字。最后，后疫情时代多边贸易谈判困难重重，不仅是危机引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上涨等外在原因所致，WTO 的内在制度缺陷即制度赤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协商一致” 与“一揽子协定”的决策原则被视为 WTO“成员驱动”的表现，但谈判方式难度巨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边境内”问题被卷入贸易谈判，一揽子谈判方式作用更加有限。
（二） 全球贸易治理的集体行动将面临更大困境
早期西方国家推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发展理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本身具备不平等性和冲突型等特征。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观念下的全球贸易治理也继承了相应特征。拜登政府上台后，与特朗普式的单边主义不同，意图构建以西式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体系，强调经贸合作伙伴应具有“共同价值观”，竭力遏制潜在竞争者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继续维护美国在贸易治理中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数百年来奉行的全球治理理念本质上是“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思维逻辑，表现为“冲突型” 的治理观念，目的在于以“美国优先”为准则重塑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与之相反，中国致力于恢复全球贸易，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勇于做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先行者，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共生观”，推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贸易治理理念强调“异质共生”和“兼容并蓄”，目的在于以整体性、平等性和共享性为核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面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现实困境，后疫情时代大国博弈长期化趋势将导致理念间的共识性减弱，竞争性增强，不同治理理念下各国对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将存在诸多分歧，理念间的交锋也将更激烈。
（三） 全球贸易治理因权力结构的分化更趋碎片化
随着西方衰落和东方崛起，两种力量的相互均衡导致世界话语权逐渐东移，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治理能力受到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速了以美国霸权为特征的全球贸易治理基础的瓦解，贸易治理出现区域化、碎片化趋势。首先，疫情的外部冲击凸显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混乱与低效，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高效，中国理念和中国声音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得到认可。其次，中美两国推进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的客观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疫情暴发后，美国没有签署新加坡主导的以保持贸易开放的声明，也没有参与加拿大提出的关于在疫情期间开放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的倡议。尽管美国在 2022 年 5 月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但从本质上看，IPEF 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和重返亚太的工具之一。与特朗普时期一系列“退群”行为不同，拜登虽重返多边主义，然而这种“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实际上是维护“美国优先”核心利益，是“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①② 2021 年 9 月，中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2 年 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陆续生效。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为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的尽快恢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后疫情时代，东升西降的国际经济格局加速形成，区域贸易协定将成为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全球贸易治理的碎片化特征会进一步显现。
（四） 公平贸易和产业安全将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以及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改变了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环境。疫情防控促使位于需求端的发达经济体面临关键产品短缺的风险，位于供给端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获得关键零部件而出现生产难题。③后疫情时代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加剧，各国将更多从战略安全角度出发，贸易保护主义、本土价值链和大国竞争等趋势加强。全球贸易治理议题将从如何利用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逐步转向如何实施价值链安全政策提高抗风险能力，治理逻辑面临从市场力量主导到国际权力主导的转变。④ 首先是对医疗与公共卫生安全考虑的贸易保护。自疫情暴发以来，已有 80 多个国家和关税地区实施了出口限制或禁令，主要包括药品、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用品。同时，新的出口贸易保护已蔓延至高新技术产业。2021 年，美欧宣布组建高级别技术委员会（TTC），试图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科技政策上对中国进行监管和遏制。2022 年 8 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芯片和科学法案》，重点支持和鼓励美国在关键产业价值链上的技术创新，为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不断将国家安全与贸易保护相联系，加快了“技术脱钩”的步伐。
（五） 疫情将推动全球贸易治理手段更多转向安全保障措施和边境内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已转变为一场全球性危机，后疫情时代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灾难的很可能是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能源环境等非传统领域问题。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对这些领域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为安全并可持续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医疗卫生和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必须纳入新一轮贸易谈判，后疫情时代全球性预警和防御等安全保障机制也必不可少。另外，疫情推动数字服务业蓬勃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社会隔离措施，暂时关闭了一些“非必要企业”，旅游、运输和分销服务等行业受到影响，尤其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模式 2 和模式 4 基本处于瘫痪状态。疫情推动人们更加依赖零售、卫生、教育、电信和视听等产业的在线化和数字化，这促使电信运营商和提供这些服务的供应商不得不增强网络运用能力，导致后疫情时代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金融服务和视听服务等新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总体而言，疫情影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医疗卫生、绿色发展、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的重要性凸显，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谈判重点也逐渐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边境措施转向监管更加严格、治理更加困难和标准更高的边境内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
三、 后疫情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理论依据
（一） 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贸易治理①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中，无政府状态被视为国际治理的基本假设。全球治理与政府统治不同，全球治理尽管也涉及目的性行为和共同目标，但其目标不一定是出于合法且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也无需依靠强制力量让世界各国服从。罗西瑙将全球治理等同于国际秩序与意向性的总和，认为全球治理需要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建立相关制度，以构建良好的国际社会秩序。②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正式的政府权威，同时参与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和多样性，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和非政府的机制。由于国际贸易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本文也将沿用这一基本假设。
（二） 全球贸易治理的参与国是理性的行为体③
本文根据韦伯提出的“合理性”概念，将国家理性解释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体。④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人假设相符，强调利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出于责任感、信仰、公平等目的，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强调终极关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提供现实基础，价值理性则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各国在参与全球贸易治理时不仅要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量，大国应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不宜忽视或轻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任务和治理目标，对极度贫困国家给予适当的国际援助，最终实现各国人民共同进步、共同富裕。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贸易治理的前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形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中创造性转化的成功表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暗含了中国的 3 种治理观念。①首先，人类作为贸易治理主体是一个整体概念。这意味着应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治理，不能轻易忽视任何其他国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要求，强调公平治理。其次，命运表示治理发展的态势与前景，强调因果循环和天人合一。在治理过程中不可一味追求贸易治理的短期目标，而要着眼于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强调发展治理。最后，共同体表明世界各国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各国贸易利益的交汇点也正是由于各国处于同一共同体而得以凸显，强调关联治理。
（四） 国际贸易制度是贸易治理的重要载体②
国际贸易制度与贸易治理密不可分，国际贸易制度已成为贸易治理的重要载体。贸易治理是以各参与国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核心是在各国共同认可的国际贸易制度框架下进行民主协商与合作，主要依托正式与非正式的贸易制度网络。由此可见，全球贸易治理是在已有的各类国际贸易组织、机制和协约等国际贸易制度架构下的集体行动。依据该定义，本文将国际贸易制度划分为 3 类：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各类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为框架的区域或双边贸易规则和以 G20 等非正式国际组织所承载的国际贸易制度。
（五） 国际贸易制度具有非中性特征
关于制度非中性，张宇燕（1994）认为：“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中或可能从未来的某种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持或争取之。”③现行最主要的贸易治理制度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建立之初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实现贸易扩张。即便经过时代的洗礼，WTO 成员国均秉持开放共享、公平贸易等基本原则进行贸易自由化，但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从各项贸易规则以及据此设计的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诸边贸易协定来看，其对不同的成员国意味着不对称的收益和损失，充分体现了贸易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六） 国际贸易制度具有动态性特征
国际贸易制度的动态性与非中性相伴而生。在不断变化调整的国际经贸格局中，各国通过创造与现存贸易制度相冲突的替代性规则或制度运转方式，削弱现存贸易制度的权威，导致国际贸易制度不断处于动态调整进程中。①一方面，国际贸易制度动态性的本质是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基本规则的不变性，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应对全球性贸易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贸易治理的主体、客体和博弈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在“不变性”的前提下，各国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和方式对国际贸易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以增强贸易制度的合法性、适用性和有效性。
（七）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具有滞后性
21 世纪以来，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在解决贸易发展问题上取得了诸多成效，但由于逆全球化趋势、全球贸易发展不平衡、贸易治理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全球有效贸易治理依然任重道远。贸易治理机制的变化滞后于全球层面权力分布的变化，原因主要有：现存贸易治理体系中的主导者不愿轻易让渡话语权；对贸易治理机制的变革不仅需要一定的程序，还需要各国齐心协力维持多边贸易体制，一旦出现不同的声音，多边贸易体系改革就会停滞。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滞后性往往会由于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国家的诉求或损害既得利益者，导致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从而打破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平衡。因此，逆全球化的根源并非在于全球化本身，而是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蔓延和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滞后性所导致的结果。②
依据上述 7 个基本假设，本文拟推导出 4 个基本命题：第一，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这种理性不仅包括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将价值理性考虑在内。各国在追崇利己主义的同时不能忽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应秉持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加深和扩大共同利益交汇点，将合作共赢作为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模式。第二，无政府状态是全球贸易治理的基本特征，其缺乏一个国际权威机构规制每个国家的经济行为，若仅依靠各国之间的行业习惯和基本信任，必然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这就需要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建立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协约等相关国际贸易制度，将国际贸易制度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重要载体，构建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的良好秩序。第三，在非中性贸易制度下，发达国家是现行贸易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且形成了垄断国际权力与既得利益国家集团，发展中国家被迫成为制度体系下的接受者。③然而，随着两方实力差距缩小，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将会使国际贸易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贸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因此，在贸易制度非中性的内在条件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际贸易治理体系改革的催化剂，最终将导致后疫情时代世界经贸秩序出现新变化。第四，国际贸易治理机制的变化通常滞后于全球层面权力结构的变动。现有贸易治理机制往往由于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国家的诉求或损害既得利益者，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增强，破坏现有国际贸易体系平衡。贸易治理机制的滞后性要求贸易制度的动态性变革，治理主体应在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和协商对话等多样化方式对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国际贸易制度部分进行改革。
四、 后疫情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战略选择
过去的“百年变局”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转向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未来的百年之变则要求对现有贸易治理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这就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进行补充，以适应后疫情时代贸易自由化的新发展。①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中国要以一种积极、主动和审慎的姿态参与到全球贸易治理的进程中，增强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话语权、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
（一） 将合作共赢作为后疫情时代各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目标，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
从贸易发展脉络来看，非歧视与公平贸易原则是历史的选择，中国要将这一基本原则作为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前提。大萧条之后，英美两国各自提出了重建国际贸易秩序的方案，英国主张建立具有殖民色彩的歧视性贸易集团；而美国则基于非歧视和公平贸易原则，寻求打开国际开放市场的路径，最终建立了 GATT/WTO，这也成为当前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各国联系紧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十分突出。各国应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以和平与发展目标为导向，努力维护非歧视与公平贸易原则，秉持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树立整体性、关联性和包容性意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合作共赢作为后疫情时代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首要目标。
（二） 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改革，推动构建制度共同体
首先，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入世”以来，中国在以 WTO 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下受益匪浅，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后疫情时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中国也将更多依靠多边贸易体系。②由于各国将更多从战略安全角度出发，后疫情时代 WTO 处境将更加艰难。中国应发挥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秉持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原则，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成功结束。
其次，积极参与 WTO 改革。WTO 建立后在处理贸易问题时要考虑多方利益，进而越来越缺乏效率，最终导致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目前，WTO 基本上是一个“成员方驱动”的机构，为了融合和平衡分歧，后疫情时代贸易治理体系改革需要更有效的谈判方式和更灵活的多边贸易体系。因此，协商一致或加权表决制、多边协议或诸边协议、主席议案或非成员方议案、全体会议或绿屋会议、区域自由化还是多边自由化、政策评估还是政策建议，更多具有兼容性和弹性的措施应该被放进 WTO 中进行讨论和进一步实施。①
最后，积极引领新兴经济体创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作为对传统贸易治理体系的补充。后疫情时代中国要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对内加强经济治理，深化改革开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释放国内市场活力，对外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讲好中国故事。在与以资本利益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同引领和创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同时，中国要不断凸显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三） 深化实施自由贸易区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全球贸易区网络，推动构建利益共同体
后疫情时代大国竞争将更加激烈，发达国家试图通过 IPEF、TTIP 和日欧 EPA 等自贸区谈判，推进以大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攫取新的全球竞争优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后疫情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获得更多主动权，就必须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首先，国内自贸区的战略试点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高水平，是构建开放新高地的最新尝试，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全球贸易规则相融合。其次，中国要构建区域性自由贸易共同体。以周边临近国家为基础，深入推动“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 RCEP 落地实施，进一步提出亚太自贸区的构想，形成辐射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在具体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时，应以实用主义原则为导向，具体表现在贸易伙伴国选择、谈判议题确定和机制化水平提升 3 个方面：基于经济因素和政治考量，应审慎开放地选择自由贸易区伙伴；扩大贸易谈判议题的深度与广度，积极推动新兴领域贸易治理规则制定；建立健全争端解决机制，着力提高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制化水平。②
（四） 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努力建成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责任共同体
中国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各领域各层级的对外贸易关系往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贸易网络关系。加强与欧美等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共同点，在 WTO、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平台上时常交换意见并保持沟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推动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更好发挥口岸和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尤其支持广西和云南建设，分别形成面向东盟、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合作的辐射中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精神、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环境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合作，提高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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