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取得谈判成果,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电子商务、发展等议题的部长宣言或决定等。本文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对 MC13 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 MC13 谈判成果是 WTO 成员互动与交流的结果,体现了 WTO 成员身份和利益的易变性,并充满了戏剧化。中国未来应积极参与 WTO 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Abstract
The 13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chieved negotiation results, including th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and decision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e-commerce, development issues, etc.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MC13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ic constructivism and believes that the MC13 negotiation results are the results of WTO member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reflection of the variability of WTO member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nd are full of drama. Prospects are given for China’s future participation in WTO reform and the direction and path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eform.
Keywords
2024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 (MC13)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MC13 发布了《阿布扎比部长宣言》,并在两个新成员加入、争端解决机制、电子商务、技术性贸易监管合作、中小经济体以及发展等议题方面发布了部长宣言或决定。尽管 MC13 取得了谈判成果,但其进程将是“去戏剧化”和“戏剧化”相互交织的过程,这是多边贸易谈判备受瞩目的重要缘由。
评价 MC13 不仅需要检视日内瓦贸易外交官、WTO 秘书处官员以及《华盛顿贸易日报》等 WTO 蹲点媒体的日常工作,考察部长级会议会前 WTO 总理事会的议程讨论议题以及各成员对部长级会议成果文件磋商,还需要观察部长级会议期间的部长谈判进程、部长们释放的谈判信号和暗示信息。
本文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依托,以多边贸易谈判过程最大的确定性是不确定性或戏剧化为主线,扬弃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静态立论,吸收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传统建构主义关于国际组织研究的合理内核,首次提出戏剧化建构主义国际组织学理,并以此分析 MC13 及 WTO 改革的未来路径选择。
一、 戏剧化建构主义国际组织学理
以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参与国际组织的成员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具有恒定属性和自组织能力,构成国际组织及其国际体系的基本行动单元。华尔兹认为,国际组织各成员必须以确保自身安全高于一切的方式行事,否则就有落后的风险。除了极少数情况外,各成员不能指望他人的善意来帮助自己,因此必须时刻准备好照顾自己。各成员是独立自在的行为体,具有内在的根本利益,并且根本属性相同,同时各个成员在不同谈判场合和谈判议题上受到不同向度要素的影响。国际组织成员之间受到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深刻影响,基于主导地位或霸权的单一成员的领导对于国际组织成员间的合作至关重要,比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期,美国主导 GATT 的谈判走向,通过多轮贸易回合,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①
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组织能够运行的特征包括义务、精确性与委托等因素。义务意味着国际组织成员被一系列规则或承诺联系在一起;精确性表明国际规则规定了成员所需要、认可与预测的行为;委托则表明国际规则的执行、争端解决以及进一步制定国际规则,这些活动被授权给了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在没有主导地位或霸权成员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稳定,国际合作可以通过反复互动、透明度和监督来维持,如 2008 年 7 月以前的 WTO,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不仅要求制定国际经贸规则,还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等监督国际经贸规则的实施,并满怀信心地启动了多哈发展回合谈判。②
传统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组织成员的权力政治由社会观念建构,国际关系有社会属性,并且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任何国际组织成员的行为都会受到公认的传统、习惯和身份的制约或改变。③传统建构主义认为,语言作为世界的一面镜子,与纯粹的主观解释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理解,它把世界看作遵循法则的一种语言解释。对于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在学习词语上,而且是学习如何与世界互动,比如承诺、威胁、撒谎等。没有语言,国际组织的成员就不能与其他成员沟通,无法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表现自己,展现独立的个人思考以及表达情绪。因此,传统建构主义借助语言的方式对规则、法则做出判断,且更加关注社会行为的目的。美国日益不满 WTO 运转的繁文缛节,并对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以法律语言对国际经贸规则进行阐释和解读,进而构建新规则的“造法” 现象,采取行动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
传统建构主义认为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并不遵循一个不变的秩序或原理,侧重通过仔细考量国际组织成员的目标、威胁、恐惧、文化、身份和其他因素来分析国际关系,其核心观点包括:一是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国际组织的主流观点塑造,而不是由成员自身的物质力量驱使;二是成员的角色影响来自自身认同和利益而非自身定位。另外,国际组织成员之间存在 3 种经验文化,即敌意占主导地位的霍布斯文化、竞争占主导地位的洛克文化以及合作占主导地位的康德文化。传统建构主义更接近 2008 年夏季以来的 WTO 谈判实践,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更多地是敌意或竞争关系,如果谈判破裂,相互指责和泼脏水转嫁责任。比如, 2008 年 7 月,主要 WTO 成员在日内瓦举行小型部长会,力争就农业和非农谈判模式达成协议,但由于在农业特殊保障机制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最终破裂。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随后相互推卸谈判责任。发达成员之间以及非洲集团、非加太集团、凯恩斯集团、三十三国集团(G33)等谈判集团内部通常相互协调谈判立场,在谈判场合相互策应,更多地体现了合作关系。
WTO 和 GATT 演绎了 70 多年的多边贸易体制历史,有形或无形受到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特别是传统建构主义等国际组织理论的影响(秦亚青, 2022)。研究 WTO 部长级会议不仅需要分析成员的谈判立场和谈判策略,也需要明晰多边贸易谈判和 WTO 运作的背后逻辑和学理。在已有三大国际组织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戏剧化建构主义国际组织学理分析框架,主要内涵如下。
第一,强调 WTO 成员可以通过互动与交流开展谈判合作。传统建构主义创始于 1992 年,将国际关系理论推向了新的阶段。更为重要的是,2007 年 2 月对美国和加拿大国际关系学者的一项调查将传统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列为“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从事最有趣工作的学者”第 1 名。① 2012 年 5 月对全球国际关系学者的一项调查将温特列为“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从事最有趣工作的学者”第 1 名,理由是温特创作了过去 20 年来国际关系领域最好的作品。②温特创建的传统建构主义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
戏剧化建构主义认为,WTO 成员通过互动与交流,可以改变其身份、主张和利益。不同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戏剧化建构主义涉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其中 WTO 成员的身份和利益是因变量,成员的经济实力和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可以改变成员的身份和利益。WTO 成员在互动和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够改变其行为,还能改变其身份和利益。因此,WTO 成员能够相互合作,进而内生地解释了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身份和利益。
第二,强调 WTO 成员的身份和利益在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性。戏剧化建构主义成为更接近解释成员互动及参与贸易谈判的理论。所有贸易谈判活动由谈判官员参与实现,各个成员用不同的谈判语言发言,其他成员收听和解读为不同的谈判立场或谈判立场变化。发达成员间、发展中成员间以及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间的良性互动是贸易谈判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部长级会议期间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非常密切。在拉米任总干事时期,仅有少数核心成员才能参与的绿屋会议是贸易谈判的公开秘密,也是弱小成员诟病没有透明度的所在。戏剧化建构主义将成员的身份和利益作为贸易谈判的因变量,成员的身份和利益可被观测且随谈判情势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强调 WTO 成员谈判过程中的戏剧化。2015 年,温特出版引起广泛讨论的专著《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物理学与社会科学本体论的统一》,挑战了社会科学中意识和社会生活最终是经典物理 / 物质现象的基本假设,提出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宏观的量子力学现象。温特证明了将量子理论插入社会科学辩论的合理性,向社会科学家介绍了量子理论以及有关其解释的哲学争议,阐述了对语言本质和社会本体论中主体结构的影响。温特的论点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提出了关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研究社会生活的人的基本问题,如果放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观察,WTO 成员是具有集体意识的超级有机体。温特举例:一个越南游客在丹麦一家商店闲逛,如果店主不会说越南语,游客也不会说丹麦语,那么他们的思想就不会交织在一起。但是,如果越南人和丹麦店主都会说英语,他们的思想可以交流,突然交织在一起,所以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很重要。温特通过将量子纠缠引入国际关系领域,解决了传统国际组织理论的静态化问题。①
戏剧化就是建构主义的动态量子纠缠或者说充满了不确定性,WTO 成员间互动与交流是贸易谈判官员通过语言传递的,谈判议程、谈判主题、谈判参与方或谈判集团以及谈判结果都是不确定的。WTO 秘书处及主要成员在日内瓦参与各个谈判机构活动,主要目的还是尝试制定国际经贸规则。每年高频度的总理事会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理事会、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和争端解决机构的日常例会和谈判特会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化,很难有一个事先“剧本”贯穿成员的谈判活动始终。WTO 部长级会议从筹备到结束,WTO 秘书处及成员一直为增加确定性和去戏剧化而投入大量行政资源。很遗憾,从第一届新加坡部长级会议(MC1)到阿布扎比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多边贸易谈判全过程戏剧化,WTO 成员甚至难以预料下一步将会出现什么场景。
戏剧化建构主义认为,WTO 成员之间的互动会改变成员身份从而改变其谈判行为,但这种成员间互动不会触及成员最为实质的自在和自为属性,如分属于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戏剧化建构主义则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成员身份的不确定性自然意味着成员利益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成员的自我利益是先验确定的。成员身份和利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其谈判行为的多种可能性,只有在谈判议题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时,成员的谈判行为才会以某种“确定性”的形式展现出来,如发达成员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发展中成员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议题的谈判要价等。
二、 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的 MC13
在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地区冲突不断和大国经贸竞争激烈的时代背景下,MC13 达成了《阿布扎比部长宣言》等 10 项协商一致的多边部长级决定和宣言。中国认为 MC13 达成了“1+10”务实成果,是多边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充分展示了 WTO 成员面对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坚持发展优先、采取有效行动的决心,充分展示了 WTO 成员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坚持团结协作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提振了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注入强劲动力。 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评价 MC13 时表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杯子是半满的”。①客观地说,经过密集磋商和会议延期,MC13 能取得 10 项谈判成果实属不易。与其他国际组织的议题谈判不同,多边贸易谈判成果通常在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但会前的成员间互动和磋商谈判是各成员常驻日内瓦贸易官员的主要工作,MC13 也不例外。从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2 月中旬,WTO 总理事会主席、伊维拉总干事与各成员和谈判集团进行持续沟通,秘书处就不同谈判议题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文本的润色提炼,是戏剧化建构主义学理在国际组织的生动实践。
(1)MC13 谈判成果是 WTO 成员互动与交流的结果。WTO 部长级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发表部长宣言,因为这是成员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就 WTO 相关性、有效性和农业、非农业、服务、发展、规则等传统议题以及新议题谈判进行盘点的成果,同时也是各成员贸易部长出席会议,通过部长宣言展现谈判立场的重要机会。 2023 年 11 月直至会议前的 10 天,成员围绕 MC13 部长宣言进行了密集互动与交流。在谈判磋商进程中,部长宣言草案使用了 4 种颜色的文本分别标注不同的含义,比如黑色文本表示修改前的原始文本,蓝色文本表示附加文本建议,橙色文本表示黑色和 / 或蓝色文本的替代文本,粉色文本表示黑色、蓝色和橙色文本的进一步替代,紫色文本表示其他流程中正在开展工作的领域。另外,标点符号“/”表示存在替代方案。②
在长达 4 个多月的磋商进程中,不同成员在潜意识中将 WTO 经贸规则作为一种国际法、国际惯例和谈判习惯等制度性要素嵌入自身的谈判行为。或者说,不同于 GATT 的临时性组织,WTO 在运转 30 年的基础上已经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和行为逻辑,体现了 WTO 作为“组织”而不是“国际”的特征。不同颜色的文本内容更新、替换或并列,是成员在互动中实践了敌意的霍布斯文化、竞争的洛克文化以及合作的康德文化,同时以英语为母语的成员竭尽所能对不同时期的文本内容表达和措辞进行斟酌打磨。因此,WTO 谈判并非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的单一社会结构,成员间的利益结构和互动关系打破了新现实主义的成员相对实力起主导作用的假定,也打破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员青睐自身绝对利益的假定。发达成员、发展中成员以及非洲集团、非加太集团、凯恩斯集团等不同的谈判集团在部长宣言草案磋商中实质上形成了几种单一社会结构的组合,体现了成员间合作领域和利益关联关系的多样性这一异质性的现实,而这正是戏剧化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所关注的,也能合理解释成员在磋商阶段的所作所为。
2024 年 2 月 16 日,伊维拉总干事致信各成员,提交 MC13《阿布扎比成果包草案》 (Draft Abu Dhabi Package),一揽子呈现了可能在 MC13 达成的谈判成果以及一些成员对具体议题的提案。从成果包草案内容看,伊维拉总干事希望收获部长宣言、农业、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渔业补贴和电子商务等谈判成果。部长宣言草案共有 24 个段落,包括重申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则和目标、新成员加入以及发展议题。农业案文草案(draft text on agriculture)由土耳其驻 WTO 大使作为协调员主导磋商进程,以“可持续农业”新谈判方式几乎啃下了农业这一多边贸易谈判的“硬骨头”,初步形成了涵盖国内支持、市场准入、特殊保障机制、出口禁止和限制、出口竞争、棉花贸易、粮食安全公共储备等七大领域的谈判文本草案,成员承诺根据《农业协定》 第 20 条的改革目标以及关于农业的部长级决定和其他决定,继续推进农业谈判,并在 MC14 前的谈判中取得切实的进展和平衡的结果。
另外一个有望收获的议题是《渔业补贴协定》第二阶段,即渔业补贴附加条款,包括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补贴、特殊与差别待遇、通报和透明度、与《渔业补贴协定》第一阶段的关联性等。在多边谈判中,语言是谈判各方之间的媒介,离开谈判语境,就不存在谈判语言。在不同的议题谈判中,同样的语言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有时候谈判语言就是行为或者即将采取某种谈判立场,这是戏剧化建构主义的语言哲学。自 2023 年 9 月起,规则谈判小组主席、渔业补贴谈判协调员冰岛驻 WTO 大使开始以案文为基础的密集磋商,并根据核心纪律的混合方法将成员分为 3 类,各方分歧较多,谈判案文被迫送交阿布扎比由部长们讨论决定。2 月 16 日,冰岛驻 WTO 大使提交了一份解释性说明,把各方的谈判诉求摆到了桌上。MC13 期间,在渔业补贴谈判即将进入尾声有望达成一致时,斐济代表太平洋集团提出了更高的谈判要价,并试图在大会上闯关。在会议闭幕前的几分钟,印度商工部长拒绝同意渔业补贴协定,并冲上主席台指责 WTO 总干事与斐济副总理兼贸易部长达成了默契,对这一事态发展感到愤怒,但是 WTO 总干事向印度商工部长表示,“你了解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此意已经超过了单纯的语言记叙,而是以语言达成效果,实现了行动回应。由于三方互动与交流演变为会议现场争执,谈判气氛朝向混乱的事态发展,渔业补贴谈判至此付诸东流。①因此,MC13 上的三方互动恰恰说明了 WTO 成员之间的交际过程离不开语境的重要性,谈判语言的意义和效果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才能够发生。反过来,MC13 一词被频繁重复使用,WTO 成员就此形成惯例,即它是部长们制定贸易规则的场所。MC13 使得 WTO 成员认为自己应当以此行事,这个惯例约束 WTO 成员想方设法制定新规则,相互通过语言行为进行建构和约束行为,这就更能理解 160 多个 WTO 成员围绕《阿布扎比部长宣言》内容修订进行双方、多方互动的谈判场景。
(2)MC13 谈判成果体现了 WTO 成员身份和利益的易变性。从 WTO 成员均认可的情形看,MC13 成果文件大致分为 3 个部分:一是一份《阿布扎比部长宣言》,共有 23 个段落,成员承诺维护和加强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应对当前贸易挑战的能力,并为 WTO 制定了前瞻性的改革议程,强调发展在 WTO 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承认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实现联合国 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可以发挥作用,认识到赋予妇女经济权利和妇女参与贸易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WTO 成员认识到服务业对全球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服务业创造了全球经济产出的 2/3 以上,并提供全球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鼓励 WTO 相关机构继续开展工作,审查和借鉴新冠疫情期间的经验教训,并迅速制定有效解决方案,以应对未来的疫情大流行。WTO 成员还同意继续就 MC13 上难以达成一致的所有领域进行谈判。二是 7 份部长决定,包括科摩罗加入、东帝汶加入、小经济体工作计划、有利于自最不发达国家类别毕业成员平稳过渡支持措施、争端解决改革、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非违反之诉和情势之诉等。三是两份部长宣言,包括加强监管合作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精确、有效和可操作实施。
从谈判的实际情形看,MC13 成果还有两份重要的联合声明倡议议题谈判。这两项联合声明倡议议题没有达成成员一致共识,但 WTO 秘书处的新闻通稿和伊维拉总干事在 MC13 闭幕式上均提及上述议题。①一份是关于《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 部长联合宣言。WTO 秘书处新闻通稿指出,该宣言由 123 个 WTO 成员部长于 2 月 25 日发布,标志着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IFD)协定最终达成,并向公众公布。 123 个参加方占 WTO 成员的 3/4,包括近 90 个发展中成员和 26 个最不发达成员。伊维拉总干事对投资便利化协定寄予厚望,过去两年在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均现场出席以示支持。她在 MC13 闭幕式上说,123 个成员发起了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承诺扫除国内外投资障碍。当发展中国家寻找政策空间时,它们需要吸引投资从而实现这一政策空间。关于将投资便利化协定纳入 WTO 框架的法律方面的讨论将在日内瓦继续进行,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②另一份是关于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联合倡议《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MC13 见证了服务业国内监管新纪律的生效,预计将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超过 1,250 亿美元的贸易成本。这一联合声明倡议谈判酝酿已久,得到了 72 个成员的支持,旨在通过简化监管程序来促进服务贸易,以利于企业发展。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在 WTO 协定中首次承诺确保男性女性在寻求提供服务许可时不存在歧视,规定男性女性在获得服务业工作方面的性别平等。伊维拉总干事为此专门感谢欧盟、印度和南非以及所有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的成员。
由于 MC13 谈判议题众多和利益诉求各异,成员跨越了传统的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界限,美国、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等主要成员的身份和利益随着议题不同而体现不同的变化,营造了敌意的霍布斯文化、竞争的洛克文化以及合作的康德文化谈判氛围。比如,印度自诩为全球南方国家领头羊,在 WTO 自称代表发展中成员利益,但是在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甚至在 MC13 期间发表部长声明援引《马拉喀什建立 WTO 协定》第 10 条第 9 款明确反对,强调鉴于缺乏排他性共识,投资便利化协定不能纳入 MC13 议程。因而可以看出,印度陷入了以 WTO 发展中成员身份反对发展议题的窘境,在谈判中坚持了敌意的霍布斯文化。又如,部长宣言草案成员补充案文建议中有“贸易和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的政策空间”表述,欧盟等成员聚焦前者,认为贸易和产业政策更具有前瞻性,意在约束中国、美国等推进产业政策行为;而南非等成员坚持后者侧重于现有的 WTO 协定,意在为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寻求更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承担更少的多边义务,服务于自身工业化、经济多元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还有成员认为这两者密切相关,应在前者与后者之间寻求平衡。可以看出,欧盟与南非之间在谈判中展现了竞争的洛克文化。但是在 MC13 期间,这一补充案文建议由于印度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印度无形中间接帮助了中美两个成员,因为中美在贸易和产业政策议题方面处于防守地位,各方在 MC13 后期展现了合作的康德文化。
(3)MC13 谈判成果充满了戏剧化。在 MC13 前后,WTO 成员的谈判立场和参与谈判的活跃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建设相关,但更多受限于多边谈判场景的不确定性,客观的经济实力无法左右主观的成员间互动活动。也就是说,观察与研究多边贸易谈判无法完全使用静态、物质、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框架,因为 MC13 谈判成果更多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动态变化、成员的主观谈判立场与客观谈判场景演绎相互影响的进程,具有明显的戏剧化特质。
MC13 原定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结束,因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农业议题上的谈判立场无法弥合而陷入僵局,WTO 秘书处不得已将会期延长至 2024 年 3 月 2 日。在最后一刻,主要成员关于 MC13 达成较低水平谈判成果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一是在渔业补贴议题方面,日内瓦谈判进展缓慢,但 MC13 期间进展超出预料,由于太平洋集团最后临时高要价和谈判闯关,最后功败垂成。二是在电子商务交易暂免关税议题方面,有“终止暂停”和“再延长两年”两种选择,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增加授权就暂停所涵盖的电子传输的范围和澄清开展工作。MC13 闭幕之际,一直呼吁终止暂停的印度在最后几个小时才默许延期,而印度尼西亚依然坚持终止暂停的谈判立场。伊维拉总干事与其前世界银行同事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深夜通电话后,印度尼西亚才同意再延长两年。①三是在争端解决改革议题方面,由于会前各方争议较大,部长宣言草案第 5 段专门为此留下了空白,留给部长们在 MC13 上填空。但是,如果对比 MC13 前的关于争端解决改革部长决定草案和 MC13 通过的关于争端解决改革部长决定,有两点差异。其一,我们注意到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部长决定草案关于“工作”使用了“work”一词,而部长决定则改用“works”一词。 “works”一般是指“行为、效果或者著作、作品”,这一词语表达尽管有语言学上的表达错误,但在谈判语境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印度等成员使用“works”一词巧妙表达了之前在日内瓦持续进行争端解决改革非正式讨论的不满。其二,在部长决定草案中为“我们指示官员们加快讨论”,在部长决定中改为“我们指示官员们以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加快讨论”。在 4 月 26 日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会议上,毛里求斯驻 WTO 大使担任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协调员,意味着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正式讨论进程现已正式确定,并适用 WTO 机构会议议事规则。
在《阿布扎比部长宣言》内容磋商方面,尽管成员们朝着“瘦身”方向发展,但无法弥合在贸易与包容、贸易与环境、贸易与产业政策等前瞻性议题方面的重大分歧,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成员信心满满力主推进的前瞻性谈判议题最终均未能纳入,令各方感到意外和充满戏剧化。反之,值得关注的是在《阿布扎比部长宣言》第 6 段,中国提出并倡导的“全球供应链”成为硕果仅存的前瞻性议题,强调开放、包容、有韧性、可持续、多样化和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保证生产和贸易更易于从危机和中断中恢复方面的作用,注意到 WTO 各机构正在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在信息共享等透明度方面,并欢迎为提高全球供应链韧性作出努力。2023 年 7 月,中国在 WTO 总理事会上提出《加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提案。2024 年 2 月,中国联合老挝、巴基斯坦在 WTO 总理事会上再次提交该提案,建议 MC13 就此达成部长联合声明。中国提出 12 个方面建议,在《阿布扎比部长宣言》段落中得到了综合性体现,中国提案获得了去戏剧化的谈判成果。
三、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中国方案
MC13 是在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时期召开的,也是在纪念 WTO 成立 30 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结果喜忧参半。相比而言,2022 年 6 月举行的 MC12 达成了多项协议和决定,使 WTO 暂时摆脱了批评者的指责。批评未必是件坏事,它应该促使人们反思 WTO 最初创立原因,如何使其成员收益以及它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但这些批评只有在考虑 WTO 作为国际组织的复杂性时才有帮助。除了通常的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挑战外,MC13 暴露了发展中成员之间的分歧使 WTO 协商一致决策模式进一步复杂化。①戏剧化建构主义致力于解释 WTO 成员间敌意、竞争和合作文化的学术任务,扬弃“WTO 无政府国际体系与 WTO 成员理性选择”概念框架,这需要关注 WTO 作为国际组织的本体和 WTO 成员身份和利益变动的特征,关注 WTO 改革的着力点在于通过 WTO 协商一致的决策逻辑,让不断更新和充实的“规则手册” 对 WTO 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塑造。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都在面临一系列挑战,确保 WTO 有效运行并应对这些挑战,符合每个成员利益,WTO 亟需改革以适应新地缘政治现实。②
归根结底,WTO 成员需要协调一致的集体努力来达成谈判成果,并通过 WTO 改革创建一个有能力解决本世纪问题的国际组织。MC13 未能实现所有谈判目标不能仅仅归咎于美国或任何一个成员。美国一再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2024 年 4 月 26 日,哥伦比亚代表130 个 WTO 成员第 75 次要求启动填补上诉机构空缺的遴选程序,强调迫切需要履行 MC12 和 MC13 的谈判授权,但被美国再次拒绝。同时,美国对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一些有根据的批评并引导了非正式讨论。作为回应,WTO 成员已开始进行改革,预计将在 2024 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以期在 2024 年前拥有一个所有成员均可使用、完整和运转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是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大国,也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用户之一。加入 WTO 以来,中国在争端解决机制框架下,通过合理使用上诉机构的程序性规则和实体性规则,全力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中国企业权益,反对极个别 WTO 成员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贸问题政治化等做法,为 WTO 成员从事国际贸易投资活动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环境。无论是 MC12 在 2024 年达成争端解决机制的模糊谈判授权,还是 MC13 在 2024 年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清晰谈判授权,中国始终站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主动一方,有必要及时提出其他 WTO 成员均能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明确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上诉机构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下,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中国方案应该大致包括如下要素。
(1)锁定并用足 MC12 和 MC13 的谈判授权。MC12 和 MC13 均强调了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 4 个要件:完整(fully)、运转良好(well-functioning)、所有成员均可使用(accessible to all members)和 2024 年的时间表(by 2024)。过去两年, WTO 成员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建议,重点在“完整”和“运转良好”两个要件上投入谈判资源,回应了美国阻挠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的理由,如上诉机构成员越权、裁决时限过长、裁决文件冗长等。中国方案则可强调后两个要件,即“所有成员均可使用”和 2024 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完成的时间表,主要考虑是中国仍然需要为广大 WTO 发展中成员代言,同时努力排除 2024 年美国大选年的政治干扰因素,拜登政府留任还是特朗普重新当选依然充满了戏剧化前景。
(2)准备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替代方案。MC13 部长决定要求以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加快讨论,并就未决问题开展工作,包括有关上诉 / 审议和可获性的问题。此前, WTO 成员已经就程序性改革达成一致,但这不一定能换取美国在恢复上诉机构及其成员遴选这一关键性议题上做出让步,进而恢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级制的争端解决机制,其间仍有戏剧化前景。如果没有上诉机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满足前述的 4 个改革“要件”。从 MC13 部长决定的“上诉 / 审议和可获性”语义及各方关注来看,多数 WTO 成员希望恢复包括上诉机构的“完整”争端解决机制,但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因此,中国应考虑保留现有专家组程序和找到“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谈判方案,因为此方案也可以解决 WTO 成员争端解决的诉求,上诉机构不再是谈判的必需品。为此,中国方案可以为戏剧化的谈判结果留出替代选项,既考虑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际经贸规则执行和实施的强制性,力争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级制“完整”谈判目标,也要考虑美国彻底抵制上诉机构的恶意,为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寻求各方特别是美国可以接受的“替代”谈判结果。这都增加了 WTO 成员以调停、调解和斡旋等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贸易争端的选项,但可能减损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3)兼顾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方法的内在平衡性。在美国的影响和带动下, MC12 以来,WTO 成员使用“以利益为基础”(interests-based)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谈判方法。与 WTO 成员“以立场为基础”的传统谈判方法对比,“以利益为基础”的谈判方法通过确定成员的不同利益,就一些程序性和实体性细节协调合成不同 WTO 成员的立场和建议,避免孤立美国,更有利于达成和解,实现共赢的谈判结果。但是,印度等一些 WTO 成员对此颇有微词,反击“以利益为基础”的谈判方法,要求将争端解决机制非正式程序讨论“正式化”。MC13 部长决定使用了“以包容和透明的方式加快讨论”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实质上体现了发展中成员的谈判立场。2024 年 5 月 30 日,WTO 成员召开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第一次会议,谈判协调员毛里求斯驻 WTO 大使指出,WTO 成员为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取得进展采用了“以利益为基础”的谈判方法,并任命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驻 WTO 代表团的 6 名共同召集人分别协调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的上诉 / 审议、可获得性和其他议题讨论,6 名共同召集人协助毛里求斯大使加快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关键议题的谈判进度。同时,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涉及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法律建议等具有发展议题特点的领域,体现了“以立场为基础”的传统谈判方法,协助改善发展中成员参与争端解决机制能力缺失问题。中国方案可以顺势而为,在 WTO 平台善用戏剧化建构主义倡导的敌意、竞争和合作文化,尊重大多数 WTO 成员“以利益为基础”的谈判方法,通过“分南瓜”方式各取所需,寻求中国在专家组人员组成及程序改进、上诉机构改进等议题上的核心利益,确保在 2024 年实现 MC12 和 MC13 提出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目标,发挥 WTO 制定和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的平台作用,增强国际社会对 WTO 的信心。也要看到,印度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领域以发展中成员代言人自居,中国不能放弃“以立场为基础”的传统谈判方法,关注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的谈判诉求,清晰亮明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中坚决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四、 结语
当前,MC13 谈判成果引发国际社会多维度解读,日内瓦也举办了多场 MC13 谈判退思(retreat)会,主要聚焦在印度。有意义的贸易谈判成果将需要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成员在内的其他 WTO 成员引领,也为国际组织理论不断与时俱进提供了实践机会。与发展中成员合作,确保任何拟议的改革为其成长和繁荣创造条件至关重要。MC13 筹备和会议期间,“印度现象”值得关注。在所有谈判议题中,印度坚持高要价,这与印度经济近年来迅猛增长、国内政治外溢与印度在 WTO 中的身份和利益重新建构密切相关。① 10 年前,没有人会认真思考印度经济能否超越中国这个问题,但时代在变,中国经济总量现在是印度经济总量的 5 倍多,但印度增长速度比中国快得多。自 2010 年以来,印度经济规模已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巴西,未来还将超过日本。除非出现重大冲击,否则印度经济规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与中国经济规模趋同。印度经济产出是否超过中国很难预测,同样其在 WTO 未来谈判中的角色与定位也很难判断,这是本文一再主张使用戏剧化建构主义分析多边贸易谈判的原因。MC13 结束后,印度任命了新的驻 WTO 大使。②新任印度大使在农业和经济政策领域见长,有印度经济增长进入上升空间和西方对印度的民主盟友式纵容,是否在各类议题谈判承诺、对其他 WTO 成员进行威胁甚至人身攻击以及在谈判底线等语言解释方面展现新的动向还不得而知,戏剧化建构主义理论框架预计在印度等发展中成员体现更为明显。
MC13 期间,中国发挥核心 WTO 成员作用,积极促谈促合促成,全程参与所有磋商,以平稳或去戏剧化的谈判方式努力降低谈判成果的戏剧化程度。在投资便利化、渔业补贴等议题谈判中,中国积极与 WTO 各成员协调配合、沟通互动,展现大国担当,为推动 MC13 取得谈判成果作出重要贡献,赢得与会各方、主办方阿联酋和伊维拉总干事高度评价。WTO 是中国拓展国际经贸空间、维护广大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的多边舞台,这需要中国全面深入参与 WTO 改革,继续为完善国际经贸规则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此,中国可考虑丰富完善戏剧化建构主义国际组织理论框架,以更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 WTO 事务。首先,在未来参与 WTO 改革中,关注 WTO 作为国际组织的本体特征,对“成员驱动”和“成员协商一致”的传统理念进行再解读,思考GATT 时代以 30 多个缔约方为单元、以缔约方的谈判行为为自变量、以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为因变量的理论的不足,重视将 WTO 作为由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持和总干事负责的国际组织的独立性,而不完全是“成员驱动和协商一致”的国际组织,突出 WTO 对成员的规范和塑造。其次,WTO 视野下的国际规则是一个不断秩序化的动态过程,国际规则是一个核心变量,内涵上不仅包括 WTO 成员主观能动构建的新规则,如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还包括新近推进的程序性规则,如 WTO 成员在总理事会上发言由原来的无时间限制改为 3 分钟。最后,如前文所述,传统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提出量子心灵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性,实质上否定了传统贸易谈判中的“经典人”假设,即 WTO 成员基于国家经济实力而体现物质性、具有确定的发达成员或发展中成员身份属性。从 MC13 乃至 MC12 看,WTO 成员更具有“量子人”的特质,即戏剧化或不确定性是 WTO 谈判的本原状态和内在禀赋。由于参与贸易谈判的 WTO 成员具有不确定性,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就具有不确定性。以戏剧化的“量子人”为出发点,WTO 成员具有多重叠加的身份,在一类议题上倾向于为发达成员,如中国在电子商务议题上的谈判立场和利益; 在另一类议题上倾向于为发展中成员,如中国在渔业补贴和可持续农业等议题上、美国在贸易与政策空间议题上,不同谈判情景下的成员谈判利益复杂交错。这需要提高对戏剧化议题谈判的应变能力,对戏剧化议题谈判做出即时和创新性反应,在不同谈判场合展现创造性应对能力。
①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neth_Waltz.华尔兹(1924年6月~2013年5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Keohane.基欧汉(1941年10月生)被认为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关键人物,主要观点是国际合作可以通过反复互动、透明度和监督来维持。
③ https://de.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Wendt_(Politikwissenschaftler).温特(1958年6月生)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① Maliniak, D., et al.The View from the Ivory Tower: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J].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Williamsburg/Va, 2007.
② Maliniak,D.,et al.Trip around the World:Teaching,Research,and Policy View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20 Countries[J].College of William & Mary,Williamsburg/Va,2012.第1名为建构主义代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得47分;第2名为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得39分;第3名为新现实主义代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得26分;第4名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另外一位代表约瑟夫·奈(Joseph Nye),得20分;第5名为新现实主义另外一位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得19分。
① Wendt,A.,Ralph,D.Mersh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Quantum Mind and Social Science Unifying Physical and Social Ontology[EB/OL].https://mershoncenter.osu.edu/research-projects/quantum-mind-and-social-science-unifying-physical-and-social-ontology.温特通过问答方式解析了以牛顿思想为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与以量子力学为代表的量子科学观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其中经典科学观坚持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属性,量子科学观则认为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原状态。温特将量子科学观与建构主义结合,化解了国家间互动交流等主观观念与国家实力等客观物质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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