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的实施背景，系统分析其对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冲击与中国产业链重构路径。“对等关税”政策通过动摇多边贸易制度根基、扭曲全球要素配置、剥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权利、强制推进产业链本土化以及引发贸易福利损失，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风险。面对此变局，中国需加快构建具有独立自主、安全韧性的“中国链”体系。这个体系具体呈现为 5 类形态：“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刚需型全球产业链；“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此，需加快构筑“预阻—对冲—反制”多维度全方位的政策框架体系，以自主定向开放预阻美国进一步以科技战、贸易战为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空间，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冲美西方经济体的非对称竞争，以系统性的政策框架设计反制“对等关税”对中国产业链形成的负面效应。
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ciprocal tariffs” polic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structural impact on global industrial chains and the pathways for restructuring China’s industrial chains. The “reciprocal tariffs” policy exacerbate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isks by sha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distorting global factor allocation, depriv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ir right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forcing industrial chain localization, and causing welfare losses in trade. Facing this changing landscape, China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secure, and resilient “China Chain” system. This manifests concretely in five forms: The “China Production-U.S. Consumption” necessity-based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 Headquarters-Non-U. S. Overseas Production Bases-U.S. Market”; The China-led “non-U.S. market-dependent”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The vertically integrated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of “China Headquarters-U.S. Production-Global Sales”;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lusters relying on the domestic unified market. To achieve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policy framework system of “preemption-hedging-countermeasures”. This involves using self-directed and targeted opening-up to preempt further U.S. attempts to constrain China’s development space through technological and trade wars; strengthening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to hedge against asymmetric competition from the U.S. and Western economies; and employing a systematic policy framework design to counter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ciprocal tariffs” on China’s industrial chains.
一、 引言
透过特朗普 2.0 政府对各国加征关税的种种行为表现，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实施“对等关税”表面的、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缓解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减少财政赤字，但背后真实的目的，是想通过“一国一议”对等关税手段，振兴美国日益衰退的制造业。对特定行业实施“对等关税”政策的性质，是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环境、机会与时机，其作用类似于产业政策选择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为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而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手段，不仅会颠覆全球化贸易结构，而且对全球产业链的运行与重构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应该看到，美国对市场和产业的这种保护政策，必然会刺激其他被实施“对等关税”国家的强烈反对、反制与反击。中国构建既共创共享又具有自主性、安全稳定且富有韧性的“中国链”和“链”平台，正是在这种全球供给体系与结构重构的大变局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在建立与完善产业链本土供给体系的同时，协同各国产业链政策，增加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供给的贡献。因此预判“对等关税”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程度，分析“中国链”和“链”平台的重构方向与形式，对中国当前建设现代化产业链以及实施产业链政策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也对研究中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特朗普 1.0 时期的中美贸易战，到拜登时期的“小院高墙”“离岸近岸外包”，再到特朗普 2.0 初期的“对等关税”，经济理论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趋势进行了许多的预测与分析，一般认为当今全球产业链在技术变革、地缘政治和连接效率驱使下，正朝着碎片化、本地化、短链化、内向化、绿色化、数字化等方向发展（刘志彪等，2020；张其仔，2021；张二震和戴翔，2022）。由于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的提出急促而且多变，目前理论界还没有来得及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对中国深度参与的全球产业链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文献尤其缺少“对等关税”下“中国链”和“链” 平台的具体演化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深入分析对等关税加剧全球产业链风险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原先深度嵌入的全球产业链形式的裂变过程，提出新形势下构成“中国链”体系的 5 种具体表现形式，指出中国必须由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分享者转为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并为此提出一些可能采取的政策建议。
二、 “对等关税”撕裂贸易全球化、加剧全球产业链风险
从特朗普 2.0 初期已经公布的关税政策、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国优先的投资政策来看，其贸易政策基本延续了特朗普 1.0 时期“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单边主义以及“去中国化”的指导思想（屠新泉等，2025）。可以预计的是，在高关税的保护下，一方面，美国相应被保护行业的商品产出将维持较高的价格，从而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进入美国市场。由于从进入开始到形成规模经济的生产能力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因此关税保护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就取决于特朗普主义的政治周期长度、税率高低、民众能够忍受高价格的程度、企业规模化投资行为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市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市场，如果上述几个因素有利于特朗普政府，那么进入美国市场的领先企业将可能会在规模经济效应的驱动下，逐渐形成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选择对本国制造业的这种关税保护政策，其实就是在运用政府干预的手颠覆比较优势理论而采取动态竞争理论，是在颠覆 WTO 框架下的世界生产、投资与贸易体系，是在重塑全球供给体系与供给结构，对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可能将世界经济引入动荡不安和衰退之中。结合多边贸易体制、全球产业链贸易与全球化分工的逻辑，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将从以下 5 个方面撕裂贸易全球化、加剧全球产业链风险。
第一，“对等关税”政策动摇全球产业链贸易的制度根基，并引致多边贸易体系危机。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运行高度依赖 WTO 框架下的非歧视性原则（如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所构成的多边贸易体制保障。这些规则既维护了整体规则的权威性，又包容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诉求，为全球产业链贸易提供了“制度公共品”，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然而，“对等关税”政策试图以单边的、强制性的标准替代原有的多边规则框架，或将引发三重制度性危机。其一，当主要贸易国频繁援引“国家安全例外” 等弹性条款规避规则约束时，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和威慑效力将被严重削弱，多边机制的约束效力也必然会下降，此时违约成本与造成的实际损害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多边贸易迈入“囚徒困境”。其二，“对等关税”政策迫使参与多边贸易的经济体承受相似的贸易成本，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势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议价权利被实质性削减，进而抬高了这些经济体参与全球产业链贸易的门槛，并使其陷入“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持续被边缘化”的恶性循环。其三，强加“对等关税”使贸易决策权逐渐从经济理性判断转向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使得国际经济规律的“政治套利” 趋向更加明显，而对全球产业链贸易的引导作用逐渐减弱。
第二，“对等关税”政策扭曲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要素配置，并造成全球化分工效率损失。现代全球产业链分工已从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深化为基于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的模块化分工（张其仔，2024），又进一步发展到以全球要素为界限的精细化分工模式（戴翔，2019）。遵循国际贸易领域经典的要素禀赋理论，这种高效分工的核心动力强调各国资源要素禀赋（如技术代际差异、劳动力成本高低、资本丰裕度）的差异和互补。然而，“对等关税”政策人为地否定了全球化生产要素的异质性特征，试图强行拉平贸易条件，必然会导致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并造成三重效率损失。其一，中间品贸易是技术知识跨境流动和协同创新的重要载体，具有技术溢出的天然属性，当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扩散通道受阻，后续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要素积累将出现断层，从而引致知识要素的跨境协同创新网络面临破裂风险。其二，美国意图通过“对等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违背了其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成本较高的要素禀赋结构。这种过度强调“自主可控”的本土化政策，不仅难以成功推行，反而会推高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抑制制造业投资，进而导致劳动力要素、技术与生产体系出现结构性错配，从而损失要素配置效率。其三，强加“对等关税” 会迫使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从遵循追求全球效率最优和利润率最大化，转向追求非经济化的安全优先。这种反效率的、“安全偏好”导向的资本流动，使得全球资源配置逐步偏离生产效率最大化轨道。
第三，“对等关税”政策剥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权利，并固化全球价值链鸿沟。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具有天然的非对称特征：发达经济体凭借技术标准、品牌溢价与金融霸权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资源禀赋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大循环。这种全球产业链分工是各经济体基于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所进行的自动最优选择。然而，美国仅凭双边货物贸易平衡与否，评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整体获益高低，以货物贸易逆差判定自身“吃亏”，并以此为由推行“对等关税”政策是极其片面的。该政策不仅损害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的正当权利。一方面，依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需通过适度关税保护，为本国尚处幼稚阶段的产业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和市场空间，以通过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积累发展能力、实现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强行施加“对等关税”将导致后发国家的脆弱产业暴露于国际竞争压力之下，形成技术封锁下的“产业升级天花板”，从而固化“中心—边缘” 式价值链分工，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跃迁的进程被政治权力所阻断。另一方面，强加“对等关税”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工具被压缩至与发达国家同质化水平，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基于发展阶段差异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实质性地剥夺了经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权，削弱了这些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培育本国竞争力的可能性空间，进一步加剧全球南北经济鸿沟。
第四，“对等关税”政策意图强制推进全球产业链区域化、本土化重构，不仅会打乱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形式的劳动分工，而且会因为受到诸多刚性约束而削弱产业链韧性。理论上看，“对等关税”可能通过人为抬高贸易壁垒，迫使跨国公司加速“缩短供应链”，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化（如近岸外包）或本土化（如制造业回流）重组。譬如，技术密集型产业会趋向于“俱乐部化”，形成以技术标准壁垒为护城河的排他性联盟；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选择近岸外包，催生区域性产业飞地。但在实践中，这种强制性重构面临多重难以逾越的刚性约束，硬要突破这些客观的约束条件，将会使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其一，过去数十年来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涵盖高度适配的物流配套体系、紧密协作的技术标准、深度嵌套的供应商关系、巨额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等多维度体系，拆解这套成熟网络并重构区域性或本土化产业链体系，需要各方面尤其是美国“链主”付出高昂的转换成本。这种沉没成本构成的刚性约束远超短期可能获得的所谓关税收入和“安全” 收益。其二，由于中间品贸易的复杂性，使产业链单一环节受到的关税冲击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沿着产业链逐级传导，形成价格传导的乘数效应，最终推高终端产品价格，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其三，全球产业链模块化生产体系的技术突破，依赖全球网络的大规模分工带来的知识共享、规模经济和快速响应能力。而区域性替代网络建设会引致路径依赖，使得全球产业链的技术扩散半径缩短、规模效应削减、响应周期延长。譬如，在精密制造领域，某一中间精密零部件的断供就可以造成整条产业链瘫痪。其四，政策的摇摆和不确定性将抑制企业进行长期、大规模投资的意愿和信心，导致投资萎靡和生产效率增长放缓。其五，如果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高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和贸易报复，将导致全球贸易摩擦升级，进一步扰乱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将受到抑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叠加贸易不确定性，将使 2025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 1.5%。①美国媒体《欧亚评论》 指出，经济模型预测表明，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计划全面生效，美国的实际消费将在 2025 年下降 2.4%，GDP 将收缩 2.6%，就业将下降 2.7%，意味着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而且，其负面影响将在未来 15 年陆续释放，包括投资枯竭、生产力放缓、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等。①
第五，“对等关税”政策造成全球产业链贸易福利的几何级损失，并有可能引致贸易冲突的螺旋式升级。美国“对等关税”政策选择性地忽视了其在服务贸易领域（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领域）的利益与长期存在的巨大顺差，同时也忽视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生产商和消费者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获得的整体福利水平提升。加征“对等关税”，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产业链贸易福利的几何级损失。其一，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将抬高进口商品尤其是中间品和零部件成本，导致美国本土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成本压力最终会部分甚至全部转嫁至消费者，表现为终端零售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剩余减少。譬如，对电子产品零部件加征关税，本土组装商需承担额外的成本增量，最终会传导至消费者端。这一过程形成福利净损失，表现为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获得更少商品，生产者剩余的增加无法弥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其二，关税引发的进口替代效应，可能降低终端产品的多样性，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其三，单边关税措施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或非关税反制，形成“以牙还牙”的连锁反应，从而加剧全球贸易量收缩与福利损失。譬如，一旦贸易伙伴在美国服务贸易领域采取非关税的筑高隐形壁垒形式的反制措施，将直接冲击其服务出口企业，从而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合作。
三、 “对等关税”加速重构“中国链”的 5 种形态
美国选择对本国制造业的关税保护政策，必将对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会激起中国和其他国家激烈的反应、反制与自主行动，如中国必将通过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扩大内需、产业升级、构建非美市场依赖产业链、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手段，主动构建具有自主独立、高效、安全与韧性的产业链体系，以此确定性应对全球产业链的不确定性。我们把中国构建的这种具有独立自主、安全韧性的产业链称之为“中国链”。在“对等关税”的挤压下，极有可能快速形成下列 5 种具体形态，共同构成“中国链”体系。
（一） “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刚需型全球产业链
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 型全球产业链（刘志彪，2023）在正常关税和贸易条件下非常稳定，美国对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商品依赖性很强，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价格弹性也很低。从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顺差最大的年份看，2022 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 4，051.39 亿美元，是近年来的峰值，2024 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3，610.32 亿美元，较 2022 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22 年美国对华关税的贸易收缩效应尚未完全显现，中国对美出口仍保持较高增速。2024 年，经过特朗普与拜登时期的贸易战，部分关税的贸易收缩效应开始显现，但中国对美出口的贸易顺差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这表明中国对美出口的价格弹性较低，即需求对价格变化不太敏感。正如一些国际主流文献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美国进口品价格上由美国最终消费者承担了（Nicita，2009；Cavallo et al.，2021；Fajgelbaum and Khandelwal，2022）。
关税税率与贸易条件的剧烈变动会影响出口成本、消费意愿与出口价格弹性。进口国关税调整会通过关税吸收、关税传递或传导等价格效应，影响外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售价、进口国进口价格及国内消费价格，其中进口需求弹性对人民币进口价格关税传递程度存在促进作用（ 徐赟和欧阳远芬，2023），而在国际外部需求越高的地区，国内市场最终价格受关税影响越小，关税传导机制发挥越弱（孙浦阳和张甜甜， 2019）。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在关税税率超过一定阈值时，出口价格弹性系数可能失效，仅剩部分刚性需求。因此，特朗普 2.0 版本的“对等关税”，一方面使原来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贸易会停止或消失，留下一些几乎没有弹性的刚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高关税和贸易壁垒会重塑中美之间的“生产—消费”产业链，美国国内的高价格会刺激某些商品选择在当地生产从而出现对中国商品的替代。然而，美国生产的环境、成本与效率决定了“对等关税”只可能让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生产，不可能让绝大多数普通的制造品都回归国内，因此就会在贸易战、关税战之后，在中美之间留下或形成新的刚需型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全球产业链。
根据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弹性分析，今后刚性需求的产业链主要是以下几类。（1）宠物卫生护理用品。这类产品在美国的消费黏性较高，且国际大型渠道商对供应商的资质筛选标准严格，涵盖产能规模、品控体系及研发实力等维度。（2） 食糖及相关制品。譬如，自 2023 年起美国取消了中国蔗渣环保餐具输美的关税优惠，但即便如此，相关产品在美国终端零售市场的价格竞争力依然较强。（3）基础原材料。铜、铝等在美国市场也存在刚性需求。尽管美国对这些产品加征关税，但其供应端的刚性较为明显，且新能源需求对冲了部分下滑。
据中邮证券的研究，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整体价格弹性系数为-0.92，从行业视角看是-0.72，即出口价格上涨 1 个百分点，出口数量将分别下降 0.92 和 0.72 个百分点。具体的行业价格弹性为：机电产品是美国自华进口规模最大的产品，其需求弹性为-0.97；机械设备的需求弹性为-0.84；家具的需求弹性为-0.87；塑料橡胶产品的需求弹性较高，为-1.26；金属制品的需求弹性为-1.24（袁野和苑西恒，2025）。因此，对于出口价格弹性较低的商品，如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家具等，即使美国加征关税，需求也不会大幅下降，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供应链等方式应对成本上升。而对于出口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如塑料橡胶产品、金属制品等，需求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企业可能需要通过降低价格或寻找替代市场来维持市场份额。
（二） “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
“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的全球产业链将是中国企业选择出海进行转口贸易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的产业链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实际规模，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关税水平、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等关税” 水平的高低，以及其对原产地规则执行的严格程度。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4 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货物出口额为 5，246 亿美元。然而，若包含中国商品通过越南、墨西哥、印度等中转国进入美国的转口贸易，实际规模更大。
转口贸易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美国关税政策和供应链优化需求。如 2025 年 4 月 9 日美国“对等关税”落地后，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出现明显下滑，但出口货物总量仍保持相对平稳，显示出“抢转口”现象。部分企业通过在东南亚或墨西哥等地设立生产基地，将零部件出口至当地组装后再出口至美国，以降低关税成本。2023 年越南对美出口额增长 22%，其中电子产品和纺织品的中间品 48% 来自中国，中国对越南中间品出口同期增长 31%。新加坡对美转口贸易额增长 37%，其中 65% 涉及中国商品。马来西亚半导体封测业营收的 44% 由中国客户贡献。这样就形成了“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形式的产业链。当前美国暂缓对中国和部分其他国家的关税执行，为中国通过这条产业链的转口贸易维持对美出口提供了短暂窗口期。企业可利用这一缓冲期，通过未被加征关税的第三方国家中转商品至美国。从长期看，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这种形式的产业链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中国对美国市场份额，避免订单流失。
然而，通过这样一条全球产业链避开对美直接出口的转口贸易，也面临着一些重大风险，对企业来说主要是 3 类。第一类是政策风险。美国对部分国家的关税豁免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转口贸易的稳定性。美国政府通过提高这些国家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升级原产地认证等措施，试图切断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进行转口贸易避税的传统渠道。同时，中转国在美国压力下政策也在不断收紧，如越南、泰国等开始严查伪造原产地证书和非法转运行为。第二类是原产地认定风险。美国海关采用“实质性变更”原则，若中转国加工环节未满足原产地规则，如 HS 编码变更或增值比例不足，可能被认定为“洗产地”，面临补税甚至罚款。技术上美国海关对转口贸易的监管日益趋严，要求对某些高风险商品如钢铁、电子产品等使用区块链技术记录全流程数据，确保原产地不可篡改。第三类是供应链风险。转口贸易涉及物流、仓储、加工等环节，可能延长交货时间，增加物流和管理成本，同时叠加地缘政治风险，如中转国政策有变动，可能导致供应链综合成本进一步上升。对中国经济来说，这种产业链所造成的重大风险主要是可能让中国经济空心化。随着产业链外移到其他国家，国内经济活动规模、税基、就业、外汇等都会受到侵蚀。如何做到产业外移与内迁的平衡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因此，“对等关税”政策将使中国转口贸易受堵，拖累中国及相关伙伴的经济增长，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采取如下对策。一是合规操作。企业要确保中转国加工环节符合原产地规则，如增值比例、HS 编码变更等，避免“形式化”转口。同时要密切关注贸易政策变化，尤其是对中转国的关税豁免期限及审查力度，借助专业机构，如律师事务所、贸易咨询公司，评估转口路径的合规性，避免法律风险。二是选择可靠服务商。与具备资质的中转服务商合作，全程监控货物处理与文件申请，降低操作风险。三是多元化布局。长期可考虑把主要的产业链环节转移到海外或供应链外移，如在东南亚、非洲等地投资设厂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实现部分生产环节本土化，满足原产地规则要求。同时，要奋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三） 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
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是中国企业参与并在未来一定程度上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中国正在逐步构建以我为主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这一趋势是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全球产业链重构以及自身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新兴技术和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显著增强。
形成这种类型的全球产业链的关键驱动因素主要如下。一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压力。美国对中国加征暴力关税、实施技术封锁等措施，促使中国企业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寻找替代市场、进行产业链新布局。中国对美出口占比从 2018 年的 22.1% 降至 2024 年的 16.4%，而对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分别增长 46.9% 和 23.1%。二是中国发挥自身优势的具体行动。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日益壮大的庞大国内市场，这些优势使得中国可以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具备主导能力。譬如，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60%。三是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长。中国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2024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另外中国在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产业链外迁速度加快，产业布局与市场多元化水平得到优化提升。部分中国企业通过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设立生产基地，优化供应链布局，降低对美国市场的直接依赖。譬如，TCL 通过“本地化生产 + 全球分散布局”模式，将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至 50%。二是中国企业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技术与标准主导能力。中国在 5G、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中自然占据主导地位。2025 年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达到 189 项，较 2018 年增长 215%。三是中国正在实施数字化与全球化融合战略。中国互联网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推动全球化进程。譬如，华为帮助墨西哥提升互联网接入率，支付宝与肯尼亚的 M-Pesa 合作推动移动支付普及，等等。
不过，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还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一是美国对中国实施严厉的技术封锁。美国在许多高科技关键领域的出口管制，尤其是美国国内法支配国际法的“长臂管辖”措施，对中国构建非美市场依赖的全球产业链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然而，中国在很多高科技行业如半导体国产化率方面已从 30% 提升至 60%，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关键技术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二是国际竞争加剧。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与其他经济体如日韩、欧盟、印度等科技经济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三是地缘政治风险。部分国家可能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除了美国在美墨加新自贸协定（USMCA）中设置“毒丸”条款，阻止墨西哥、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自贸协定外，为了阻止中国产业链的延伸，可能还会迫使其他国家对中国贸易投资行为进行限制。为了在严峻挑战面前及时做出正确的反应，除了需要企业的行动外，还需要国家出面建立各种维护和保障中国企业出海的服务平台。
未来随着中国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区域产业链一体化进度会加快。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会强壮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中国实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将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持续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巩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另外，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的构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单一市场产生依赖，必定是通过对外投资和建立生产服务型企业，拓展多元化的全球市场。
（四） “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尤其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
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本质是“欢迎投资美国但不欢迎与美国贸易”。随着对全球加税行动的实施，以及对中国企业转口贸易的封堵，一部分具有先进技术研发和设计优势但市场依赖全球和美国的中国企业，会选择采取这一产业链分工模式。具体做法是让中国总部负责核心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利用国内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成本优势，确保产品设计的创新性和竞争力；生产制造与销售环节部署在美国，则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市场容量与价格优势，同时很好地利用美国先进制造技术、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等配套条件，以保证产品的高品质生产和高效率销售。
中国企业走出去采取这种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典型例子是福耀玻璃和宁德时代。福耀玻璃在福清、长春、天津等设有多个研发中心，同时在全球拥有 10 个设计中心，其中包括美国底特律设计中心，其持续投入研发实现了核心技术 100% 自主可控，解决了行业 14 项“卡脖子”技术难题。福耀玻璃在美国 5 个州进行战略布局，总投资超过 16 亿美元，建立了从玻璃原片、汽车玻璃制造、玻璃包边、设计服务到销售的全流程、全供应链体系。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地区的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是其在美投资的核心，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占全美市场 25% 的份额，产品覆盖美国本土及周边市场。宁德时代总部位于福建宁德，在国内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和研发中心，专注于锂离子电池的研发，在电池技术、储能系统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创新成果，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先进可靠的能源解决方案。宁德时代与福特合作，通过技术授权模式在美国密歇根州建电池厂，规避《通胀削减法案》限制，获得 35 亿美元补贴，其产品主要供应给美国及北美地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等。
一般来说，制造环节放到美国在成本上很不划算，因为美国没有成熟的组装工人，也没有精细化、有柔性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优势是美国不仅市场大，而且售价高，可以抵补一些成本劣势。全球销售网络的建立，尤其是针对美国市场的深入开拓，是这一产业链分工模式成功的关键。企业通过与当地分销商和零售商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以及运用电子商务平台，扩大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同时，企业还要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策略，通过有效的广告宣传和公关活动，提升品牌在目标市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企业还应注重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确保消费者能够获得及时、专业的服务支持。通过建立客户反馈机制，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在这一产业链模式下，企业不仅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这种模式有望成为更多跨国企业效仿的典范。
（五） “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全球产业链集群
开放的、纵横交错的全球产业链集群，是以内向循环的国内产业链主导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的产业链，其核心内容是通过产业链向国内回缩与延伸，把过去单一的全球产品内分工转化为以国内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即在全球产业链从追求效率转向追求效率与安全韧性并重的背景下，中国过去暴露在外循环中、可能因种种原因会导致经济不安全的产业链，开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推拉下向国内回缩，在空间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短链化的、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产业链集群体系（刘志彪，2020）。
在特朗普政府暴力关税下，随着中国扩大内需战略的有效实施，未来很多出口导向型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心都会慢慢地转向以国内市场为主，在加强国内产业链建设的同时，继续保持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如中美贸易战促使深圳高度创新技术有限公司加速产业链的闭环。在贸易战来临后，公司立即推进更换国产芯片，如今无人机的图像处理芯片、核心传感器以及飞机上用于 AI 处理的主要计算机处理器等都已实现国产化，产业链基本实现闭环，减少了对国外相关产业的依赖。全球知名的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在贸易战背景下不断提高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大疆发布的工业级无人机 Matrice350 RTK，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 92%，通过加强国内产业链配套能力，提升了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其实，很多外资企业从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后也在适应这个趋势，从过去把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中心，利用中国制造优势向全球销售的产业链模式，转为本地化、短链化、内向循环为主的产业链模式。如德国科技集团贺利氏认为，要实现产业链安全和韧性，本土化变得更加重要，它希望成为中国供应链的一分子，成为百分之百的本土企业。贺利氏在中国的管理团队已完全实现了本土化，也越来越强调“在中国、为中国”。施耐德电气 2023 年第一次在进博会上全面展示了“中国中心”战略及其创新成果。“中国中心”战略是短链化趋势下中国区本土化升级的落地体现，它在中国区供应链本土采购率已达 90% 以上，其本土化除了“短链”的特点，还具有“共生”“数字化”和“绿色”等特点。
这种适应内循环为主的产业链形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其并非以封闭形态出现，而是同时对全球市场开放，但是与过去出口导向模式不同的是，它主要利用的是中国统一大市场，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虹吸全球先进的要素资源，而不是主要利用西方国家市场；二是在开放的基础上，通过国内空间上的产业集聚与集中过程以及协同效应，形成一个个纵横产业链交错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产业链集群。
中国过去参与产业全球竞争的形态，主要是以企业嵌入本地化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双重嵌入方式进行的（刘志彪和吴福象，2018）。由于取得了产业集群的巨大溢出效应，以及全球产业链开放的市场效应，中国的物美价廉产品一路攻城掠地，逐步占据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未来中国经济中企业间的竞争以及集群间的竞争，将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内循环主导外循环的力量作用下，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战略区域，形成许多开放的全球产业链集群。这种集群形态的产业链优势在于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产业链的效率和竞争力。譬如，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链，通过与全球的原材料供应商、技术供应商、销售市场等形成紧密联系，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提升产业链的效率和竞争力。
同时，这种内向化回缩的产业链也能够以内循环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在全球产业链剧烈重构的背景下，全球市场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增加，而内向化回缩的产业链通过在国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循环体系，能够有效抵御外部风险，保持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此外，这种产业链形式也能够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转型。通过内向化回缩，中国的产业链开始向高端、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推动了国内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譬如，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通过内向化回缩，已经开始向高端的芯片设计、软件开发等方向发展。
四、 重构“中国链”：多维度全方位建立应对政策体系框架
在上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为全球代工的中国企业依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被动嵌入全球产业链。尤其是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分享者，与参与全球产业链各环节的国家一起，共同分享了其溢出的发展红利，即中国是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溢出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过去是、现在也是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与维护者。
特朗普 2.0 版本的“对等关税”政策，既反映了美国重塑全球供给体系与供给结构的企图和目标，也反映了美国因种种原因不愿意再承担某些国际义务和责任，不愿意继续充当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角色。美国政策取向发生的巨大转向或本质性蜕化，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逆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但是也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虽然中国经过了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已经在全球迅速崛起，但由于与美西方的综合实力对比仍存在非对称性，因此目前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影响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与治理，可以坚定地支持与维护 WTO 下的全球产业链运行，但是还不可能去充当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角色。现阶段比较确定的事情，主要就是要利用大国经济优势和庞大内需市场容量的动力，建设好自己的内循环体系，争取以国内大市场的内循环主导国际市场的外循环。由于中国市场是对全球开放的，因此中国市场也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全球化市场，做好自己内循环的事情，也就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也就是在逐步形成中国主导的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全球产业链运行提供来自中国的公共产品。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重构上述 5 条“中国链”体系的努力，就是中国为全球产业链提供公共产品的具体行为与表现。这种全球产业链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会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强大，随着成为掌控价值链高端的“链主”型治理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全球产业链运行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譬如，随着中国的市场开放和经济规模趋大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水平也会越来越高，以人民币为结算和储备工具的交易也会越来越多，以人民币交易规则为基础的产业链贸易投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从“中国链”体系的具体情况看，无论是对美国从事直接或转口贸易的产业链，还是非美市场依赖型产业链，抑或开放型的全球产业链集群，都会为处于“中国链”某些环节的其他国家带来巨额的业务订单，为其要素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从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需要重点从多维度全方位做好美国“对等关税”下重构“中国链” 政策体系的应对工作。因文章篇幅原因，本文仅仅提出一个框架性的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应该从“预阻、对冲、反制”3 个方面出发，兼顾中短期和长期，以经济政策为主，同时兼顾外交、政治、法律等政策，多角度研究中国全方位应对的政策框架体系。
（一） 以自主定向开放预阻美国进一步以科技战、贸易战为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空间
中国重组全球产业链、构建“中国链”的进程、目标与努力，主要受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制约，这告诉我们必须尽力预阻美方进一步以科技战、贸易战为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空间。当前“逆全球化”驱动力主要来自美国，中国在技术变革方面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主要来自美方的刻意打压遏制。尽管中美战略竞争是长期的、既定的事实，但尽可能争取友好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建设“中国链”五大体系，还是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要建立“反制裁、反干涉、反对等关税、反长臂管辖”国家机制。针对迫在眉睫的中短期问题，如“对等关税”谈判等，要善于运用综合手段进行斗争，着力为破除中国经济“双循环”的障碍提供制度与政策保障。另一方面，要着眼于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除了要继续巩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刚性产业链地位外，还要努力在中国具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建设“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尤其美国市场）”或其他非美依赖型、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全力防范和阻止美国渐进式与中国脱钩的企图。
第一，探索精准对美西方产业开放、形成在美西方受惠于中国发展的利益群体。中国要重点对美西方服务业产业链和中小企业供应商实施有效开放，达到对中国本土产业链影响较小，但对美欧就业链带动较大、溢出效应较广的社会效果。要着力加强美国与中国产业正面竞争少、互补性强的全球产业链的刚性联系，形成事实上对美国的定向开放。
第二，审慎、精准支持部分民营企业对美欧投资。要重点研究“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尤其美国市场）”产业链的建设路径，如某些需要获得美欧市场的中国互联网等企业赴美进行有效投资生产的路径，有效发挥此类企业在美投资和文化输出的影响力。要审慎、精准扩大对外开放，加大与荷兰、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利益捆绑，打乱美国对华半导体技术制裁所倚重的战略支点，降低美国对华技术制裁的经济冲击，增大美国对华进行各种制裁的国际成本。
第三，要通过广泛深入的案例案件研究，探索如何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制美国“对等关税”的重大负面影响。如在对美欧外交和涉外法律方面，要靠前发力，助力在美欧涉华利益团体、对华友好团体的有效发声。要探索民间机构与美国相关涉华团体组织化联系合作的方式，为预阻涉华制裁方案的酝酿、出台、扩大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
（二）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冲美西方经济体的非对称竞争
面对疫情以来尤其是特朗普 2.0 政府执政以来全球产业链剧烈变动已经展现出巨大破坏性的负面效应，如何对冲其影响、最大程度减小美方预设的效果？由于中国与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和实力仍存在非对称性，相对于预阻和反制，实现有效对冲是中国应对美国科技贸易经济制裁更关键、更现实的方法与方案。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努力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上持续取得高质量进展，以更强的综合国力应对全球产业链变动的严峻挑战。要重点研究与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研究与美方对华产业链制裁相机抉择的对冲政策。如学习华为鸿蒙系统建设思路，根据美国对产业链关键技术管制的领域，重点布局一些可以有效避开制裁的换道超车和技术替代重大项目；可以构建涵盖市场监督系统、商务系统、支付系统、法律援助等国际经济循环节点的整体国家制度性服务平台架构，为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技术性规避制裁、降低出海的交易成本提供便利环境。
第二，研究以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对冲中国产业过度外迁。虽然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一些，但这也说明中国发展具有巨大的回旋余地。用产业链内迁而不是外移的战略思路建设全国布局的全球产业链集群，应对五大产业链体系构建过程中经济可能的空心化风险，是中国未来发展中巨大的潜在优势。
第三，研究支持企业合理“走出去”、对冲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风险政策。要重点建立区分“走出去”海外投资服务产业链发展的甄别机制，支持国内企业通过海内外融资，实施建设非美依赖型产业链的投资行为。
第四，研究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对冲美西方市场限制、减少“内卷式”竞争的政策。根据美国对华市场限制的产业，要采取国内消费补贴、出口退税等保市场主体的对冲政策；专门针对“新三样”等受美西方打压深重的领域，研究从供需两侧产业链突围的政策。
第五，协调中央产业政策和地方产业政策的路径。在上述 4 个方面对冲政策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的形式承担大部分产业补贴、却并不主要以产业安全为目标的制度缺陷，要研究设计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央和地方各司其职的产业政策制度安排。
（三） 以系统性的政策框架设计反制“对等关税”对中国产业链形成的负面效应
针对美国“对等关税”作用于全球产业链变动对中国形成的重大负面效应，中国不能完全被动接受，而是要寻求可行的反制政策。主要考虑的方向包括：对美方适度有限的反制策略，对美方产业链政策形成有效威慑；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RCEP 规则、中日韩自贸区构建等主动影响全球产业链变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南方国家参与的全球产业链新优势。
第一，制定维护产业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的策略。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的机遇，通过 RCEP 等机制，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国际合作体系，深化同亚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合作。从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视角出发，界定好中国加入 CPTPP 和 RCEP 等自贸协定可能的角色，发挥中国优势产业链的重大影响力。
第二，提升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产业链吸引力。扩大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对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型产业链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要研究跨国公司“in China for China”模式下，中国吸引重点产业链的领域，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要发挥链主企业的治理作用，通过其吸引本土中间品企业、海外中间品企业布局中国。
第三，针对美方制裁与“对等关税”，要基于产业链的视角，研究与制定中国进行反制的产业链政策体系，实施必要的出口管制、进口管制策略。要梳理分析中国迄今采取的出口管制和进口管制情况，评估代表性案例进展和效果，跟踪中国稀土、镓、锗等稀有金属出口管制政策对全球相关市场的影响；从市场垄断程度、行业细分度、产品可替代性、外需占比等角度，细化今后一个阶段可能具备实施出口管制条件的物项目录集；参考美国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的模式，制定中国实施域外制裁制度的可行性方案等。
第四，针对美国对华经济制裁造成中国与墨西哥、越南等相关国家的比较优势弱化的客观情况，要研究制定中国突破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体系，从绿电利用提升低碳价值、智能化数字化赋能等方面，重塑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实力与发展环境。
① WTO.Global Trade Outlook and Statistics 2025[R].2025.
① 环球资讯广播.美国媒体发文称滥施关税将付出沉重代价[EB/OL].国际在线.https://news.cri.cn/20250413/aa778644-66fa-5c70-33fb-73c883c669d3.html.[2025-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