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不足百日，主导美国政府密集地实施了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其中“对等关税”引起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以“关税” 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疯狂”，滑入国际经贸领域的“特朗普主义”——集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及孤立主义于一体，偏执地鼓吹美国“逆差”利益流失论，主张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破坏国际秩序。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了剧烈冲击，将导致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一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相关国家将加速调整与美国的贸易，强化各个区域内贸易联系，并重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使供应链分布更加多元化，促使全球供应链布局从追求成本效率转向“安全优先”。二是重塑世界投资格局。在美国“对等关税”及其保护主义持续长期加持下，国际资本可能流向低关税率地区并加快回流美国。更大的可能是，美国之外的经济体之间相互配合与协同，形成贸易投资联系的新空间和新机制，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三是美国针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税率 145%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通过引起全球贸易格局调整，从而影响中国外贸及其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可能对中国外经贸及开放型经济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对此，中国应及时推出“中国应对方案”——积极在 WTO 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联合多个成员在 WTO 平台共同发声谴责美国破坏多边主义规则的行为，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 WTO 改革；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去美元化” 支付与结算体系，通过国内政策强化内生动力与产业韧性。
Abstract
Trump’s second term as U.S. President lasted less than a hundred days, during which he led the U.S.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a series of intensive tariff measures, with reciprocal tariffs causing significant repercussion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rade protectionism, using reciprocal tariffs as a tool, has once again become rampant, sliding into an American-style Trumpism—a blend of populism, unilateralism, hegemonism, and isolationism. It fanatically promotes the notion of U.S. deficit of interest losses, advocating for reducing America’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even at the cost of disrup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U.S. imposing reciprocal tariffs on all trading partners has had a severe impact on the global trade landscape, leading to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tructure. Firstly, it reshapes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Relevant countries will accelerate adjustments to their trade with the U.S., strengthen intra-regional trade links, and reconstruct cross-regional trade networks, promoting more diversified supply chain distribution and shifting the focus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from cost efficiency to safety first. Secondly, it reshapes the world investment landscape. Under the prolonged influence of U.S. reciprocal tariffs and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y flow to regions with lower tariff rates and accelerate its return to the U.S. More likely, economies outside the U.S. will cooperate and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new spaces and mechanism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del fo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rdly, the tariff rate of 145% imposed by the U.S. on China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This primarily aims to adjust the global trade landscape, thereby impact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its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layout, potentially bringing complex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to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as well as its open economy. In response, China should promptly introduce a Chinese Counter-Measure Plan—actively resorting to th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working with multiple members to jointly condemn the U.S. for undermining multilateral rules on the WTO platform, promoting WTO reforms without U.S. participation. Secondly, it should deep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uilding a de-dollarizatio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internal momentum and industrial resilience through domestic policies.
美国“对等关税”及其保护贸易“特朗普主义”
陈万灵
特朗普就任第 47 任美国总统，开启了他个人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特朗普为了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继续使用他第一任总统时试验过的“关税”手段。他就任总统当天签署了《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备忘录》（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清晰地呈现了自 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第二轮关于关税及贸易的政策框架。
一、 美国开启新一轮加征关税的行动
（一） 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小试”
特朗普于 2025 年 2 月 1 日签署行政命令，以“芬太尼问题”为由，自 2 月 4 日起实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对进口自墨西哥、加拿大的商品加征关税 25%，并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加税 10%。3 月 26 日，美国继续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 25% 关税（4 月 2 日起生效）。这引起了相关国家的反对和不同程度的反制。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美国违反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并发起反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对双方都不利，表示将寻求维护欧盟利益的方案；中国、墨西哥、德国、日本、韩国等及时对美国汽车关税作出强硬反应，认为这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和严重损害世界经济。
（二） 按照“对等关税”原则扩大征税对象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政府签署两项关于“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 的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 10% 的最低“基准关税”（4 月 5 日起生效）； 并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税率从 10% 到 49% 的“对等关税”，对某些与美国存在较高贸易逆差的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对柬埔寨的最高税率达到 49%（4 月 9 日起生效）。对等关税涉及欧盟、亚洲、中东、拉美及非洲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更有甚者，把印度洋上的无人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也纳入加征关税名单。这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及世界贸易秩序的混乱，各大金融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各国代表纷纷表示担忧和谴责，不少国家表示反制，部分国家直接妥协并寻求谈判。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伊维拉于 2025 年 4 月 4 日警告美国关税措施将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并启动 WTO 紧急磋商以面对世界贸易摩擦升级。
（三） 美国与中国的“关税战”及其延伸
美国新一轮加征关税针对中国的措施呈现复杂多变的特点，表现在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反制的过程（表1）。一是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的关税税率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毫无依据的“对等关税”税率高达 34%，之后数次加征报复性关税，关税税率累计达到 145%，加上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仍未排除的关税，个别产品关税税率高达 245%。二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极限施压的手段制服中国。因中国反制其对等关税，美国 4 月 10 日两次调整对中国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率，从 104% 调至 125% 再到 145%。三是除了加征关税外，美国还采取了其他的非关税措施，比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 1 月公布了针对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 “301 调查”（2024 年 4 月发起）报告，据此于 4 月 17 日对该领域公布两个阶段计划的限制措施。4 月 2 日宣布终止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输美小额包裹的免税待遇（5 月 2 日起实行）。
表1美国 2025 年加征关税及中国反制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官方媒体报道整理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这次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立场和从容的态度。一是先后于 2025 年 2 月 4 日和 4 月 8 日向 WTO 起诉美国征收额外 10% 关税和 34% 的“对等关税”，以及严重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二是 4 月 9 日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表示“坚决反制”和“奉陪到底”的立场；三是 4 月 11 日申明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税委会公告 2025 年第 6 号）。
二、 对等关税的提出及特朗普主义的实质
“对等关税”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从美国加征关税的情况看，大体上包含国家之间的“平均关税”、产品的关税、非关税的境内税 3 个层面的“对等”。 “对等关税”来自特朗普总统起草的行政法案“对等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ct），该法案授权总统对外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等同于该国从美国进口同一产品所征的关税，但未获得议会通过和授权。与以往美国政府通过“法案”执政的方式不同，特朗普政府直接通过行政手段执行其政治意图。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表现为特朗普政府偏执地坚持“对等关税”的想法和做法。这往往与特朗普孤立主义理念相关，与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霸权主义行为等交织在一起，其实质是主张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破坏国际秩序。①
一是美国的民粹主义。特朗普主义的外贸主张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认为“对等关税”有利于恢复美国制造业，增加就业、收入及福利。首先，追求“美国优先” 的执政理念，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即“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目标，这种执政的出发点俘获了美国大批民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其次，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鼓吹民粹主义，欺骗民众“贸易伙伴抢走了美国就业”，偏执地认为“逆差”是美国的利益流失，而且依据“逆差”确定对各个国家（地区）的“对等关税税率”。
二是美国的反全球化行为和单边主义。当今的特朗普常常发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言论，主张所谓的“对等关税”，违背了全球化趋势和美国早先奉行的自由贸易理念，抛弃基于 WTO 规则的多边协商机制，一切以美国自身利益为准，采取不顾贸易伙伴利益的单边行动。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争取美国利益方面，特朗普主义与拜登政府“利益诱导”方式不同，侧重采取强制手段，偏向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入，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在对待竞争对手方面，与拜登政府强调盟友合作的方式不同，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单边行动，引领美国从自由贸易倡导者转变为保护主义执行者。
三是霸权主义。特朗普主义延续了美国奉行的“零和”博弈思路。首先，强制争夺竞争对手的利益，且要求对手不能反对和反制。其次，抛开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自行设定新的关税标准，而且不屑与相关国家进行磋商。最后，美国不顾贸易伙伴的诉求，“从实力地位出发”与贸易伙伴对话，无中生有，“对等关税”成为美国与贸易伙伴的谈判筹码。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思维和行为，美国自认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以任意对其他国家（地区）进行极限施压。
四是孤立主义。美国不顾贸易伙伴的反对并一意孤行滑向“孤独主义”。美国“为自己行动，不为别人行动”的孤立主义原则起源于美国缔造者华盛顿所确立的准则。布劳默勒（Braumoeller）认为孤立主义实际上是指一个国家在有能力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参与国际体系下安全相关的政治。①特朗普实际上不断退出国际组织，不愿承担国际经济治理义务和国际责任，而且极力打压和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特朗普以“孤立”的权力对抗多边规则，一意孤行，主动退出或主导破坏既有国际规范和机制，加剧了国际规则体系的分裂。
三、 特朗普主义的根源及其演变趋势
特朗普主义各种看似混乱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有其内存逻辑，即把外贸“逆差”与国内“失业”、利益分布不均及两极分化等问题“巧妙”地嫁接起来，获得民众支持和执政基础。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有所增强。美国不能继续通过资本运作带动美国经济发展，导致其地位不断下降。因此，特朗普主义企图优先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保持和提振经济实力，最终维护全球霸权的地位。
特朗普主义实质是通过极端方式改变阻碍其霸权与获利行动的外部国际环境，并同时解决国内利益分配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是美国内部高层财团、财阀资本者之间利益分配不公。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分配畸形的“K 状”变化，引起财阀之间激烈斗争，表现为美国政策的左右摇摆。二是财团竞争表现为党派之争、党派分裂。特朗普代表后起资本财团，企图通过“反建制” 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精英和草根的分裂。特朗普主义在讨好商业精英的同时要讨好草根，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企图迫使制造业回归，把流失就业岗位转移回来，获得蓝领阶层支持，但这与商业精英的利益相矛盾。①四是族群分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及其问题历来是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也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来解决。
因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自身的体制机制导致内部利益分配（分蛋糕）不合理，从而产生特朗普主义，企图通过贸易保护措施从外部获得更多的利益，解决内部复杂的利益矛盾。美国不通过制度改革解决国内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一定会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要么爆发 1929 年大萧条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破坏原有经济体系，再恢复重建；要么通过特朗普主义与国际社会强制对抗，甚至“热战”，强制解决其内部深层问题。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
魏浩
美国时间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笔者将从世界贸易区域格局与供应链格局两个维度，分析美国全面加征关税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
一、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特点
在税率设计上，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呈现明显的国别（地区）差异化特征。美国对贸易伙伴普遍加征关税 10%，按照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多少对相关贸易伙伴加征不同关税。分区域来看，亚洲地区加征关税力度整体最大，欧洲地区加征力度次之，北美地区本次不涉及加征。具体来看，在亚洲地区，柬埔寨、越南、泰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分别被加征关税 49%、46%、36%、34%、 32%、26%、24% 和 10%；在欧洲地区，欧盟被加征 20%，英国被加征 10%；在北美地区，由于之前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已经加征了 25%，本次暂不被征收，部分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USMCA）原产地规则的商品依然享受零关税。 4 月 9 日，美国宣布将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关税率统一暂时调到 10%，缓冲期为 90 天。尽管如此，与美国逆差越多的国家（地区）加征越多，这一原则在今后的谈判和关税调整中仍将得到体现。
“对等关税”政策本质是美国对贸易保护战略的延续，将关税政策与产业政策、地缘政治博弈绑定，变成“美国优先”导向的政策工具。进一步来看，在适用对象上，美国“对等关税”政策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还首次将日本、韩国、越南等传统盟国纳入高关税体系，打破了各国（地区）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格局。可见，美国关税政策的目标已不再仅仅是用于调整特定双边贸易失衡，而是在全球层面重构国际分工格局和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二、 对世界贸易区域格局的影响
（一） 相关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将加速调整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提高了相关国家（地区）的出口成本，促使各国（地区）调整出口规模，而且对不同国家（地区）形成了关税差异化的冲击。按照“对等关税”原则，与美国贸易顺差较高的国家（地区）面临较高的关税压力，这将导致直接对美国出口规模下降，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萎缩。与此同时，被征较低关税的国家（地区）将迎来扩大出口的新机遇，提高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被加征的税率保持不变，中国、越南等国家（地区）被加征较高的关税，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将有所下降，英国、新加坡等美国贸易顺差较低的国家（地区）因对美国的出口关税较低，将依靠比较成本优势形成出口替代，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将增加。
如果“对等关税”保持较长时间不变，中国、越南等被加征较高关税国家（地区）的部分生产、加工组装环节将向低关税国家（地区）转移，带动低关税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调整，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生产网络，其出口优势将在新一轮全球贸易竞争中得到大幅提升。尽管美国宣称对所有国家（地区） 实行统一的关税计算原则，但是，通过后期双边谈判对部分国家（地区）实施关税减免或者暂停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大。达成谈判的国家（地区）在关税减让后将获得成本优势，从而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规模，而谈判未果的国家（地区）在美国市场上则一直面临成本上升和出口份额下滑的双重压力。
（二） 区域内贸易联系将增强
美国以大幅提高关税为主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改变了美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和商品结构，还将引发区域贸易关系的深刻变化。如果“对等关税” 保持较长时间不变，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将从跨区域的全球贸易一体化网络，转向以区域内贸易为主导的多区域中心贸易网络，区域内贸易将会增强，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的贸易格局将日益凸显。
加拿大和墨西哥此前因芬太尼问题被美国加征了 25% 的关税（部分能源产品为 10%），但该关税只是适用于 3 国间不满足 USMCA 原产地规则的商品。在普遍加征 10% 进口关税时，美国豁免了 USMCA 成员，将有助于实现美国“近岸外包”，提高 3 个国家的供应链产业链本地化程度，强化北美贸易一体化程度。另外，面对“对等关税”，被加征较高关税的国家（地区）可能会通过强化区域内合作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欧盟本身就是高度一体化的区域集团，面临美国的加征关税冲击，可能会通过原有的区域内生产协作基础和较强的市场整合能力，进一步加强区域内贸易，从而减缓外部冲击的影响。对于亚洲国家（地区）来说，为了缓解对美国出口的严峻挑战，中国、东盟、日本、韩国可能会加强制度性合作，通过签署新的或者升级已有的区域内贸易协定达成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的合作，增强亚洲内部的贸易联系。
（三） 跨区域贸易网络将重构
面对美国的“对等关税”冲击，被加征较高关税的国家（地区）将会减少对美国的直接出口，被加征较少关税的国家（地区）将会增加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后者对美国直接出口的增加，既可能来自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可能因为对其他国家（地区）中间产品的再加工，这都将改变全球跨区域贸易网络，即美国、被加征关税较少和较多的国家（地区）三者之间的贸易网络将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进一步来看，被加征较多关税的国家（地区）可能通过向被加征较少关税的国家（地区）出口中间产品、投资等形式增加对美国的间接出口，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可能和被加征较少关税的国家（地区）进行谈判，要求大幅降低从美国直接进口的关税，同时要求这些国家（地区）提高对美国出口产品的原产地含量标准。其结果就是美国和被加征较少关税国家（地区）之间的跨区域贸易网络强化，与被加征较多关税国家（地区） 之间的跨区域贸易网络减弱；被加征较多关税国家（地区）与不同区域国家（地区） 之间的贸易网络也将弱化。
三、 对世界贸易供应链格局的影响
（一） 供应链分布将更加多元化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政策将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贸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促使企业加快多元化供应链布局的步伐，推动全球供应链朝着多中心、多环节的结构演变。从现实来看，不管是美国进口企业，还是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企业，可能更加重视并进一步提高贸易伙伴的多元化程度。美国进口企业的多元化策略将减少从被加征较多关税国家（地区）的进口，增加从被加征较少关税国家（地区）的进口； 被加征较多关税国家（地区）的出口企业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将会下降，而且通过转口贸易间接对美国出口的渠道极有可能也被堵住，这类企业的多元化策略极有可能转向开拓非美国市场。由于非美国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水平较低，企业需要开拓数量众多的新市场才能维持出口规模的稳定。在美国国内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被加征较少关税国家（地区）的出口企业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将会增加，替代被加征较多关税国家（地区）的企业。
（二） 供应链决策将转向“安全优先”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政策将使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布局加快从追求成本效率转向安全优先。在传统模式下，跨国企业通过强调零库存、即时生产等管理策略压缩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选择供应商是以比较优势为准则，在全球直接投资建厂或者选择合作供应商。但是，在关税壁垒上升、地缘政治动荡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这一模式日益暴露过度依赖单一贸易合作伙伴或者少数合作伙伴的脆弱性和风险。为了应对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主动调整供应链策略，建立多国（地区）采购渠道，以降低利润换取供应链的安全性，国家（地区）之间的地缘安全与制度稳定在企业全球供应链布局因素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另外，多元化的全球供应链布局有助于企业规避贸易风险，但这不仅会带来跨国成本的增加，而且会导致其他经营风险。当全球供应链的国别（地区）多元化程度提高时，企业将面临管理成本增加、供货周期延长等问题，可能会造成生产延误、交货期不稳定等运营风险，这也将进一步强化安全优先的供应链决策机制。
总的来看，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大概率将会不断地调整贸易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以关税为核心工具，制定差异化的国别（地区）关税政策，将关税政策与产业政策、外资政策、国际竞争战略等绑定，不仅将改变美国与贸易伙伴特别是部分重点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规模和贸易商品结构，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世界贸易格局。对于被加征较高关税的国家（地区）来说，如何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战略，在世界贸易格局调整中提升规则制定权，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提升自主可控能力，是其面临的严峻挑战。
美国全面加征关税对全球投资格局的影响
周密
贸易与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经济全球化下各方利益关系的体现。关税作为商品跨越独立关税区过程中的成本，对跨国供应链产生直接影响。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和重要的双向投资参与国，全面加征的高额关税对世界投资将产生显著影响。是否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导致投资者因避免被征税而纷纷赴美投资，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确定。
一、 关税影响跨国直接投资的机理与方式
过去几十年，全球投资的增长与诸多因素有关，但关税的整体下降和跨国投资的增长基本保持了同步的变化。关税涉及跨国供应链的成本，因此影响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力与能力。与追求短期价差的间接投资不同，关税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有 3 种方式。
一是关税影响投资回报的规模。关税作为边界成本，直接影响跨国投资企业的回报。作为原料和中间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企业，高关税意味着需要支付更高的前期成本。作为依赖东道国本土供应链的企业，如果不涉及制成品出口，可能受关税的影响相对有限。对于跨国投资者而言，对本地和东道国的投资，其关税是影响企业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北美自贸协定下汽车产业的分工为例，汽车制造商为了充分利用美加墨三国不同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散投资并带动相应产业集群，北美三国间的“零关税”使得产业链的跨境协同变得可行。一旦关税上升，每次中间产品跨境流动都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形成的累积效果将显著压缩投资者的可能收益。
二是关税影响投资回报稳定性。在关税较为稳定的时期，投资者所受影响变化有限。如果关税频繁调整，企业必须考虑未来可能的变化，往往需要为此准备额外的存货，从而增加库存管理压力。对于跨国直接投资而言，降低市场环境不稳定性是重要动因之一，也是稳定交易成本的条件。关税变动还会加大供需脱节的概率，进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投资回报的稳定性。进一步看，关税频繁的升降与各方的互动作用，可能促使跨国投资者选择缩短跨国供应链的长度、减少涉高关税国家的供应链，进而改变投资版图。因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关键矿产资源等重要供应链加强布局和管理，希望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影响。
三是关税影响投资资产安全性。一般而言，跨国投资的风险高于国内投资的风险，投资者因此要求更高的跨国投资回报率。如果关税的快速增加使得企业丧失产品竞争力，则可能使得投资无利可图。相对于收益而言，投资资产是否安全对投资者的决策影响更为直接。西方跨国油气公司在 20 世纪下半叶撤离非洲和中东的油气市场，就是因为包括国有化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投资风险。即便不予以没收或国有化，加征高额的关税也可能使企业投资风险显著上升。
二、 美国全面征税对世界投资格局的直接影响
以对等关税为代表的全面征税对世界投资格局带来的直接影响取决于政策措施的实现程度、持续时间、各方反应，既有客观的改变，也受主观的感受影响，还与包括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在内的各项措施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美国政府发布“对等关税”行政令后，又宣布对部分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 暂缓 90 天执行，目的是迫使这些伙伴妥协、与美国谈判并达成关税让步的协议。如此，各贸易伙伴被加征的关税税率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投资者将会加大对低关税率地区的投资，被征收 10% 对等关税且具备扩大制造能力的经济体（如新加坡）可能更受青睐。特朗普经过第一任期，不仅通过差别化的关税为不少国家（地区）带来了以加工为主的制造业繁荣，而且使得世界对其不遵守多边规则的容忍度显著提高。在美国市场需求保持强势的状态下，关税大幅上升有利于相关制造能力向美国流动。不过，在目前对等关税尚未涉及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情况下，投资者对墨西哥投资作为替代方案，可能会出现较大增长。相比而言，加拿大因为缺乏必要的制造条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相对有限。
对跨国投资者而言，美国关税政策给投资带来了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大幅度增加。跨国投资的周期相对更长，受关税政策的持久性影响也更大。对于多数制造行业而言，投资从意向到最后实现，往往需要至少 1 年以上的周期。外资在美国扩大制造业，即便不考虑其他要素供给，仅从投资方式而言，由于缺少已有的产业能力，很难通过跨国并购方式扩大产能，而绿地投资的周期更长。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 公布的数据，此次对等关税的未加权和加权进口的平均值分别为 20% 和 41%。如果政策能够保持超过 1 年的时间，跨国投资者加大对美投资的概率将显著上升。
事实上，对美采取直接反制的经济体相对有限，并不意味着对等关税实施不会受其他限制或制约。WTO 重点在于协商降税，这也是最容易被量化的。但近年来，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谈判的重点已经从关税向非关税壁垒延伸，客观上说明非关税壁垒相比于关税限制有更大的模糊性和可操作空间。其他经济体可以在关税上保持对美缄默，但或许会通过其他方式降低美国产品或企业进入其市场的便利性。对比货物贸易，美国的服务业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利益更为巨大。这些措施将使得美国的投资在其他国家（地区）更不受欢迎，或得到的待遇可能会降低，减少美国对外投资的选择空间与吸引力。
三、 美国全面征税对世界投资格局的间接影响
除了改变全球投资的成本外，美国全面征税还将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相当负面的冲击，反过来影响跨国投资活动。
对等关税作为 19 世纪的古董型工具，在美国曾经被用于支持美国政府扩大对外影响力的工具。在多边经贸协定出现后，此类单边做法很少再发挥作用。从故纸堆中找到的对等关税作为典型且影响巨大的单边主义做法，将造成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严重破坏，进一步削弱多边经贸体系的作用。稳定和可预期的多边经贸平台是跨国投资的重要条件。这一平台一旦不再被多数成员相信，跨国投资所依赖的互信就难以再发挥作用。在缺乏必要多边规则保护下将明显减少对外投资的力度，与之对应可能出现全球范围跨国公司业务向投资商母国回归的情况。
对等关税还将削弱全球范围的协同创新动力，增加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敞口。高关税可能在全球范围引发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的碎片化可能进一步增强。更多的经贸限制性措施将显著削弱跨国公司将创新产品商业化并取得回报的能力。分割的市场不利于企业产品的规模化拓展，进而使得企业的前期投入难以充分转化为市场回报。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快速发展，技术鸿沟可能进一步扩大，创新链的跨境协同通过跨国投资产生技术外溢的可能性因此显著降低，不利于各方采取更为合理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增加了未来科技伦理约束和标准体系冲突的风险。
跨国投资者对安全的考量权重可能明显增加。对等关税增加了信息的复杂性，使得跨国投资无法继续以收益作为最主要的指标。事实上，对等关税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同行竞争者之间，而且供应链及产业链的上下游相关利益方都受到影响。企业的全球网络关系因此出现较大的重构。鉴于外资在不少国家（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投资理念的改变将可能显著改变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增加全球经济的发展压力。在变动的环境下，跨国投资者可能会采取更为保守的投资策略，缩短账期、缩小市场网络、增加现金持有量、减少新市场拓展力量，以求维持必要的生存能力。
当然，美国并非全球唯一的重要市场。为了降低美国对等关税等单边主义的影响，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同可能增加，通过相互合作，促进供需对接、创造新的合作机会。这些正在加速形成的新机制、新空间，也会为全球投资提供更为稳定的环境，进而促使美国之外的国家（地区）间贸易投资联系的加强，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
世界经贸格局变化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影响
黄建忠 陈万灵
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伙伴层层加码、极限施压的关税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基础，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引起全球经贸格局的变化。首先导致贸易成本上升，世界贸易量减少，影响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其次导致国家之间贸易合作的不确定性上升，势必引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紊乱。全球经贸格局对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从影响方式和途径看，美国全面加征关税通过对全球贸易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中国外需和外贸；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直接影响外经贸发展。从影响程度和时间看，短期不确定性影响世界贸易量从而影响中国外贸增长；长期通过贸易格局调整影响中国外贸及其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一、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外贸的短期直接影响
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与税率几乎覆盖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全部商品类别，其高关税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高关税并没有完全排除，部分产品保留 25% 关税；二是加上本轮“芬太尼问题”关税、对等关税以及中国反制引起美国惩罚性高关税累计 145%。面对如此高比例关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关税壁垒已经达到了“禁运”“封锁”程度。
（一） 美国对中国产品高关税在短期内可能导致中美贸易趋于中断
美国高关税直接导致中国产品出口成本飙升，阻断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受对等关税影响的机电产品、电子产品、纺织品等约占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 70%；另外，美国对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可能加征更高关税，比如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从 27.5% 提至 100%。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产品反制的关税也高达 125%，导致美国农产品和集成电路等关税成本上涨一倍多，也中断了中国从美国进口产品。据海关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 5，246.56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额的比例为 14.67%。据此估计，2025 年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例可能降到 10% 以下。
（二） 短期内供应链调整压力增大
不论美国高关税短期内对全球及中国资本及汇率市场的影响，仅从贸易的角度看，中国多年建立起来的供应链产业链面临高关税阻隔，重新寻找和建立新的供应链产业链关系需要较长时间；而且特朗普高关税政策通过限制中间品贸易，阻断“供应链绕道”，短期内可能增加企业向第三方转移供应链的成本，迫使中国企业加速产业链本地化进程。短期内中美企业供应链中断风险大幅度上升，特别是纺织服装、电子产品、钢铁、机械设备、汽车及零部件等传统出口行业，医疗设备、高性能材料、新能源、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将遭遇重创。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产品出口影响，从第 137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一期信息可以看到迹象：欧美客商占境外采购商比例为 15.97%，同比 2024 年第 135 届广交会欧美客商 18.1% 的比例减少 2.13 个百分点。①这预示未来半年或一年来自美国及欧洲相关国家（地区）的贸易订单机会减少。
二、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的间接影响和长期影响
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及其个别高关税首先加大了各国（地区） 的贸易成本，导致一些国家（地区）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失衡，从而影响其外需和进口贸易。WTO 总干事伊维拉于 2025 年 4 月 4 日警告美国关税措施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影响，或将导致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总体萎缩约 1％。②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美国高关税壁垒及其贸易伙伴报复关税将抑制各国（地区）比较优势的有效发挥，引起全球贸易格局的较大调整。一是世界贸易量变化通过相关国家（地区）传递，间接抑制中国外经贸发展，特别是美国胁迫越南、柬埔寨等与中国贸易密切国家（地区）减少贸易往来，迫使美国企业供应链来源从“中国 +N” 向“0+N”（彻底“去中国化”）的转变。二是“对等关税”的真正冲击不仅在于短期经济影响，而且更在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混乱，催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重构，对中国贸易大国和多年建立的国际供应链构成了长期挑战。三是美国高关税的目的是引导“资本和制造回流”，实际上会扭曲国际投资和资本流向，通过“虹吸效应” 可能会引起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和汇市的震荡、资本外流，抑制中国相关产业的投资规模。四是伴随高关税，美国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和封锁扩大至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设备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加剧了中国被迫“技术脱钩”的挑战，导致相关供应链产业链混乱，影响就业、财政收入和金融市场稳定，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另外，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打破了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导致国家（地区） 之间的贸易合作不确定性增加，影响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公平待遇。
三、 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直接导致了中国不少出口企业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一是直接导致出口商品的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被压缩。中小企业原本获利微薄，在高关税条件下几乎不能生存。二是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优势减弱，获取贸易订单受阻，导致订单流失。三是高关税导致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换汇成本损失，部分依赖进口原材料的企业难以为继，如果尝试寻找新的供应商或调整供应链，可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四是引起部分中小企业可能为了规避关税而调整物流运输通道，导致供应链复杂性和物流成本增加。五是转移生产线，到东南亚等关税较低的地区投资生产，受到供应链约束。六是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来抵消高关税影响，这会导致研发费用上升。另外，将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加大行业竞争程度，可能大幅拉低国内各行业产品价格。总之，美国加征关税壁垒直接挤压中小企业发展。
四、 美国加征关税给中国经贸发展带来的可能机遇
美国高关税对中国经贸的短期冲击明显，但长期可能倒逼中国加强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自主开放，加快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际上，中国对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应对得当，2025 年 4 月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全面深刻阐述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阐明了中美是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美方拥有巨额服务贸易顺差和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中美均受益于双边经贸合作的事实。由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导致美国孤立主义政策效力受限。因此，中国获得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话语权地位的契机。一是为中国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中国借此机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体系，参与探讨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规则和新机制及治理体系改革。二是倡导多边互利合作，共同探索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新路径。美国高关税政策及其单边主义行为，反而强化了中国与第三方国家（地区） 的经济纽带。凸显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在欧盟、日韩等国家（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为中国加强东亚“中日韩经贸合作关系”创造条件，也为重启“中欧投资协议” 带来机会，有利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化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从而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美国高关税将显著削弱中国对美国出口，给中国企业调整出口结构和市场布局带来机遇。美国新一轮关税政策配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却迫使中国企业降低对美技术依赖，倒逼中国加大对关键技术和产业链薄弱环节的投入，实现从低端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变，如绿色科技、人工智能，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快速转型。同时可能会推动产业升级，加速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型，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四是打破美西方国家“断链”“脱钩”及“去中国化”图谋，突破围堵中国的所谓“小院高墙”，为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扫清障碍。美国高关税将激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建厂，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操作，打造中外产能合作新格局。五是借此机会，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探索建立新型多边支付体系的可行性，为中国利用外资、外资企业经营创造更为良好的营商环境。
应对美国“对等关税”：基于 WTO 框架的中国方案
屠新泉 贾林紫嫣
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频频举起关税武器，以各种理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地区）加征非法关税。特别是在 2025 年 4 月 2 日，特朗普政府不仅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加征 10% 的基准关税，更是对所有对美有顺差的国家（地区）额外加征数量不等的“对等关税”。这是自 1948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生效以来，最大范围、最强程度的违法贸易保护行为。对此，我国政府沉着应对，坚决抵制美国的非法行为，并高举维护多边主义大旗，在 WTO 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联合多个成员在 WTO 平台共同发声谴责美国的单边行径。
一、 WTO 框架下的中国主张：捍卫多边主义与规则重构
美国“对等关税”本质是对 WTO 非歧视原则（GATT 第 1 条）与关税减让义务 （GATT 第 2 条）的公然违背。中国需坚定不移以 WTO 为核心阵地，通过法律诉讼、规则改革与全球协同，维稳多边贸易秩序。
（一） 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
推动专家组裁决与“叠加诉讼”策略。2025 年 4 月 4 日，中国已就美国关税措施正式提起诉讼，下一步需联合欧盟、加拿大等受冲击成员形成“共同诉讼联盟”。援引 GATT 第 1 条（最惠国待遇）与第 28 条（关税减让表修改程序），指控美国违反多边规则；同时，针对美国滥用“国家安全例外”（如芯片出口管制），追加起诉其违反《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的行为。
利用“法庭之友”制度扩大国际声援。邀请金砖国家、东盟、非洲联盟等第三方提交书面意见，从发展中国家视角阐述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此次对等关税，完全无视最不发达国家（地区）经济结构单一、脆弱的现实，执意对莱索托、柬埔寨、孟加拉等多个最不发达国家加征高达 50% 的对等关税，完全丧失国际道义。中国应积极联络和支持相关国家，在 WTO 等国际组织中控诉美国的非法行径所造成的经济困难乃至人道主义灾难。
（二） 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 WTO 改革
以其任意对全体 WTO 成员加征非法关税的行为来看，特朗普政府已经完全无视作为 WTO 成员的义务，事实上自动放弃了 WTO 成员资格。因此，其他 WTO 成员也应当自动忽视美国的 WTO 成员资格，推动排除美国的 WTO 开展各种谈判和制定相关决策。一是大力吸收新成员加入多方临时仲裁机制（MPIA），将其打造为事实上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综合发挥仲裁和裁决两种争端解决模式的优势，推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和进步。二是联合欧盟、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成员，继续开展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相关议题的诸边谈判，包括产业政策、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电子商务、投资自由化等，以 WTO 的自由贸易对抗美国的孤立主义。对于存在争议的议题，中国一直持开放态度，任何分歧都有可能通过谈判的方式加以化解。即使当前的 WTO 协商一致决策机制可能难以纳入这些诸边谈判成果，但各方完全可以自行宣布生效，并依托 MPIA 提供司法支持。
（三） 深化区域经济合作
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4 年中国与成员贸易占比近 50%），推动中间品零关税清单扩容，比如覆盖半导体晶圆、汽车零部件等，建立区域供应链应急响应机制；同时，加快进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的进程，通过接受“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劳工标准”等规则，倒逼国内改革，提升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话语权。此举可削弱美国“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排他性影响，形成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枢纽。
（四） 构建“去美元化”支付与结算体系
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范围，2024 年 CIPS 已接入全球 1，800 余家银行，需与东盟、中东、拉美国家签订本币结算协议，降低贸易对美元的依赖。例如，与沙特达成石油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与智利建立锂矿交易人民币计价机制，从能源与资源领域突破美元霸权。同时，推动 WTO 设立“非美元结算贸易便利化” 工作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二、 国内政策调整：强化内生动力与产业韧性
（一） 激发经济内生性动能：投资消费双轮驱动与制度创新
在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外需承压的背景下，激活内需作为“稳定器”的作用尤为关键。中国经济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政策调控空间，可以通过优化投资结构、释放消费潜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及稳定金融市场等手段，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机制。
加大有效投资。一是精准发力“两重”（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建设与设备更新。以中央预算内投资为核心，加大投入力度，重点投向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粮食与能源安全领域。同时，进一步降低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利率，2024 年该政策已支持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18%，今年还可以加大支持力度。二是超前布局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实施“新基建 + 传统基建”双轮驱动：在都市圈建设方面，追加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城际铁路、国家高速公路环线建设，预计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 2 万亿元；在民生领域，加快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新增保障性住房贷款，通过旧房改造拉动住房需求，同步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消费意愿。
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一是扩大大宗消费与以旧换新。设立“消费品更新专项基金”，覆盖家电、汽车、家居等领域，实施“梯度补贴”政策，拉动相关产品消费。 2023 年深圳试点“以旧换新”政策使家电销售额增长 22%，经验复制后可形成全国性消费热潮。二是加强社会保障，稳定消费信心。一方面，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2025 年继续扩大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率。实施“转移性收入提升计划”，向困难家庭发放补助，提高养老金及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带动转移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 + 信贷支持”稳定就业，增加支持小微企业再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扩大消费贷，创新“消费分期 + 场景融合”产品，进一步降低利率、拉长还款周期，拉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三是强化内外舆论引导，凝聚社会共识。对内凝聚社会共识，通过多元渠道稳定消费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对外依托国际传播平台，全面阐释中国反对单边主义、捍卫多边贸易规则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同时，加大旅游消费推广力度，优化免签政策、完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机制，吸引国际游客扩大在华消费。针对来华投资者，制定并实施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有效带动就业岗位增长，形成“舆论支持— 消费提振—投资增效”的良性互动格局。
稳步推动产业升级。一是加速高端制造业国产替代。聚焦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通过政策组合突破“卡脖子”技术。在税收激励方面，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升至 200%；在资金支持方面，扩大产业基金规模，重点投向光刻机、工业软件等薄弱环节，充分激励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针对关税成本上升，引导企业实施“梯度转移 + 海外布局”双策略。在国内，推动长三角、珠三角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利用重庆、成都等地综合成本优势，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在国际上，支持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厂规避关税。 2024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 6.5%，需进一步完善海外园区配套政策，降低企业投资风险。
（二） 宏观政策加码：逆周期调节与风险防控
面对复杂外部环境，需以“财政货币协同、总量结构并重”原则实施超常规政策，为内需激活与产业升级提供充分支持。
积极财政政策：扩张支出与精准“滴灌”。一是前置发行政府债券与优化资金使用。2025 年扩大安排广义财政赤字，建议将剩余债券额度于三季度前发行完毕，开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重点支持“两重”项目、国有银行资本补充、土地收储等。二是设立专项基金强化外贸与产业支持。新增超长期特别国债，包括设立“稳外贸发展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重点支持广东、浙江等出口大省的优质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与海外布局。
稳健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与降低融资成本。一是总量宽松工具提振市场信心。继续降准降息，扩大货币流动性供应，重启国债公开市场操作，直接投放基础货币，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二是结构性工具精准“滴灌”重点领域。以低利率设立“稳外贸专项再贷款”，支持外贸企业应对关税冲击；增加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证券基金互换的便利性，稳定资本市场预期。针对中小微企业，提升普惠小额贷款支持工具激励资金比例。
汇率与预期管理：防范外部冲击。建立“三维汇率调控体系”：短期通过离岸央票发行、外汇存准率调整（如上调至 10%）抑制过度波动；中期推动与东盟、中东国家本币结算协议，降低美元依赖；长期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引导扩大市场容忍度。
应对美国“对等关税”，本质是一场多边规则保卫战与内生动力攻坚战。中国需以“双循环”战略为指引，短期通过投资消费加码、政策工具创新托底经济基本盘，中期依托 WTO 框架推动规则重构与全球协同，长期通过制度型开放与技术自立自强实现发展模式转型。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被动应对，更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动实践——通过激发 14 亿人的市场潜力、整合全球产业链资源，中国终将在单边主义逆流中开辟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安全的新路径，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方案”。
① 赵学功.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一种深厚文化传统[J].学术前沿，2017，（16）.
① Braumoeller, B. F.The Myth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J].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10, 6 (4) .
①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J].国际关系研究，2016，（6）.
① 综合自记者陈旭婷和黄东旭采写的报道《广交会第一期迎“开门红” 境外采购商到会人数刷新纪录》（央视新闻网，2025-04-21）和程景伟采写的报道《第135届广交会一期闭幕线下参会境外采购商12.5万多名》（央视新闻网，2024-04-19）显示的数据。
② 焦倩.世贸组织总干事:美国加征关税将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前景造成巨大影响[EB/OL].新华网.https://www.news.cn/world.[2025-04-04]（2025-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