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欧债危机逐渐从欧元区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欧债危机引起的整个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欧元贬值等问题势必会使中国对欧出口贸易受到影响。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相关成员国势必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从而将使中国对欧出口遭遇更严峻的形势。鉴于欧元区在中国外贸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尽早设定应对措施，以期减缓欧债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 1992年以来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特征，发现中国进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投资性质，并将进口看作国民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国际市场转化而来的再投资，建立了进口的国民收入乘数模型。同时运用中国进口贸易的结构性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投资型进口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摘要:本文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察了 2002～2010年中国纺织服装业总体、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其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纺织服装总体产业内贸易发展缓慢，水平不高，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各子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低不一，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导。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与我国产业内贸易尤其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增强趋势；人均收入差异对我国纺织服装 VIIT起到正向作用，且影响显著；地理距离对中国纺织服装 TIIT、HIIT和 VIIT起到了较显著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纺织服装 TIIT、HIIT和 VIIT正相关，且影响程度有增强趋势；贸易不平衡与我国 TIIT、HIIT和 VIIT显著负相关，且影响程度有增强趋势。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纺织服装 TIIT、HIIT和 VIIT的影响不显著。

摘要:本文研究我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对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发现：我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逐渐取代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加大了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扩大了我国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则不确定。行业特征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偏向对技术工人的培养；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会偏向对具有比较优势的非技术工人的投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影响不显著。

摘要:近年来，国际交易和运输在国际供应链上继续保持活跃的同时，随着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供应链中也添加了以反恐为目的的重要安全环节。本文在对 AEO制度及国际互认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现今的商业模式中，海关与商界以及海关与海关之间只有紧密合作才能促进整个供应链的便利与安全，建议创建安全与便利的全球供应链管理环境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摘要:我国会计服务业开放以来，市场容量和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加快提升我国会计服务业产业竞争力，政府部门已经接连出台相关文件。本文回顾了我国会计服务市场开放的历程，总结了当前市场的竞争状态和国际会计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模式，重点剖析了当前垄断市场形态下对会计服务业组织本身的影响，以期在国际贸易救济框架下寻求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本研究对会计服务业的垄断市场带来的产业组织行为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会计服务业的寡头垄断市场阻碍了现代会计服务业的整体进程；要提高产业竞争力，需要在贸易救济框架下实施多方面的政策梳理，以减缓严重失衡的垄断竞争市场态势。

摘要:在 ECFA背景下，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贸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此时研究台湾证券市场对大陆企业的制度开放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同属于“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在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战略上与台湾都非常相似，而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附属于实体经济的，是为了满足实体经济资金融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香港证券市场的成功发展策略对台湾证券市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本文研究了内地与香港 CE-PA协议及其附加协议中对大陆企业融资开放的规制，认为大陆与台湾可以在 ECFA附加协议的框架内达成台湾证券市场对大陆企业的融资开放，并进一步研究融资开放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有效监管体系的构建等制度构建问题。

摘要:对上市公司收购的调整是各国证券法的重要内容，对收购的不同态度导致各国收购法律制度具体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在跨境上市的场合，由于各国 “收购法”内容的差异，如何适用法律是各国在允许外国公司在内国上市时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欧盟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制定的《要约收购指令》强调合作监管，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实际以公司母国监管和母国法适用为主，但在不具备统一市场基础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法律适用规则难以得到上市地国的认可；美国强调“影响原则”扩大适用本国法以保护美国投资人的利益，是一种扩张性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我国资本市场面临开放的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单规定外国公司在中国上市适用中国 “收购法”显然不能适应将来出现的复杂情形。对于外国公司在中国上市的收购规制，应以章程和上市规则等自律规则调整为主，以实现我国法律对境内投资者保护这一根本宗旨。

摘要:近年我国企业深受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的困扰，这也是造成我国巨额服务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应协同配合，运用 WTO谈判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和自由贸易区协议等途径积极争取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权，必要时采取对等措施反制；未来还要积极推动完善 WTO现存体制和 FTA协议，以遏制服务贸易壁垒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