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砖国家经济放缓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是一种主动的可控式的自我矫正。金砖国 家政府不过分干预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发展质量，“刮骨疗毒”式 的增速放缓是解决经济增长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环节。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更需要金 砖国家强化合作激活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经济互动，采取以发展为导 向的合作机制和运行模式，以金砖国家峰会带动其他实质性对话机制建设，联合制定 加强金砖国家合作的路线图，尽快明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细节，建立快速反应机 制，防范金砖国家合作效应递减和凝聚力下降风险，强化金砖国家合作与经济社会发 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摘要:多边反补贴制度的本质旨在中和成员方补贴政策对进口国产业的贸易条件外部性， 但在贸易救济实践中，反补贴措施却被当作实现全球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因而利 益度量采用无政府干预的市场基准。但是，基于市场基准以接受者所获利益计算 补贴金额方法存在与多边反补贴制度设计初衷的非一致性和基准规则自身的适用冲 突，而采用涉案产品厂商成本或国内价格作为度量基准，不仅缓解上述困境，而 且简化“双反”调查程序，且与现行多边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实践在逻辑上亦完全 一致。

摘要:：本文采用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外资企业与我国地区产业集聚之间的 互动促进关系，并从企业规模、控制权性质两个维度分析不同外资企业与产业集聚之 间互动关系的路径差异。结果发现：外资企业与地区产业集聚之间的互动促进关系主 要是外资企业与其前后关联行业集聚之间的互动促进，外资企业与同行业的集聚并未 形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外商独资企业与其前后向关联行业的集聚均存在互 动促进，且外商独资与其后向关联行业的集聚之间形成的互动促进是外资企业与我国 产业集聚互动促进的主要路径；中外合资企业仅与其前向关联行业集聚之间形成稳定 的互动促进关系。

摘要:国际多式联运业的外资准入牵涉到向外资开放东道国的整个国内运输市场，所以相对 于GATS体制下的海运业外资准入更为敏感和复杂。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准入的 法律问题主要包括GATS体制下的归类困境、国内法下的外资准入多轨制难题以及外 商独资企业的经营资格疑问等问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 《负面清单》并没有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相 关部门在制定自贸区航运业外资准入规定时应当关注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准入法律制 度可能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作出有效回应。此外，中外双边海运协定在自贸区的适用 问题也需要谨慎处理。

摘要:本文运用协整与格兰杰等方法从整体上对我国运输标准与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关系进 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运输标准对其贸易竞争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我国不同运输 部门的标准对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海运部门标准对运输服务贸 易竞争力的影响力最大；运输标准对不同运输部门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也存在 差异；对FDI作为我国运输市场开放程度的替代指标的研究发现，运输市场开放度的 提高不仅不能提升我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反而起到了负作用。

摘要:用激励创新、先占原则、劳动理论论证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难度较大，鼓励商业 化、侵占、不当得利、精神权利保护等理论则有一定的说服力，而商标侵权和商标淡 化只适用于极少数案例。传统知识虽与知识产权有较大区别，但是它总体上也属于知 识产权、财产，现有的财产权理论支持传统知识中性保护而不是强保护。

摘要:本文以目前TPP谈判唯一泄露的知识产权草案为切入点，通过与另一知识产权高标准 协议——ACTA的比较，认为TPP谈判标准是目前之最高标准。知识产权高标准代表了 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美国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使 得知识产权高标准成为另一种无形的贸易障碍。

摘要:本文以2006～2010年为样本区间，研究了文化双因素对中国FDI的流量及存量的影响， 在文化距离维度方面分别考虑了Hofstede文化维度和GLOBE文化维度。结果发现FDI 流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不显著相关，与GLOBE文化距离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FDI 存量与Hofstede文化距离和GLOBE文化距离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FDI流量和存量 与文化相似度在两种情况下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研究表明，从更全面的文化因素 视角看，GLOBE文化维度相比于Hofstede文化维度在研究FDI中更为全面和适用，而 且文化相似度与文化距离相比对中国FDI的影响意义更大。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加，投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评价对外投资中 的政治风险是我国企业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从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的视角出发， 总结了政治风险量化评价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包含征用与限制风险、资本转移风险和 政治暴力风险的政治风险评价维度；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引入“对华限制” 指标和“对华负面情绪”指标，构建了基于“中国因素”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评 价模型；建立了以熵值赋权法为核心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并运用模型和方法对146 个国家在2009~2011年的政治风险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政治风险评 价模型与方法契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