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5~2005年中国与32个贸易伙伴的贸易内涵碳差额和污染贸易条件，并对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中国是贸易内涵碳“顺差”国，“顺差”在2000~2005年期间出现大幅提高。中国贸易内涵碳“顺差”绝大部分是中国较高的污染贸易条件所致，但贸易顺差的推动作用也在增强。进一步对污染贸易条件的分解发现，中国贸易内涵碳“顺差”主要缘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生产技术差异，但1995~2000年期间中国生产技术呈现出显著的“低碳化”改进，有效改善了污染贸易条件，从而减少了贸易内涵碳“顺差”。此外，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比进口商品结构相对清洁，也小幅降低了贸易内涵碳“顺差”，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产技术和贸易结构的碳密集度又出现小幅的提高。

摘要:知识产权制度赋予了权利人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但实践中存在知识产权滥用和相关权利冲突问题，不利于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状况。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能违反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应合理划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权利边界的划定平衡了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下各方法益的保护需求，并在具体层面上形成了知识产权是否滥用的判断标准。确定权利边界有利于厘清知识产权保护中竞争权与垄断权的关系，可以解决外观设计专利权与著作权或商标权的冲突，同时还能防止因滥用权利而阻碍技术创新。

摘要:经合组织开展了一项名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国参与项目，这是一个依靠采取15项“行动计划”来防止跨国公司逃避“公平份额”税收负担的项目。计划的实施将会对跨国公司总部选择和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应该密切跟踪研究经合组织对跨国公司征税行动计划进展情况，合理设定税率，提升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完善“专利盒”税制，促进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真实研发和生产。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要把握经合组织征税计划核心思想，合理布局，防止“避税风险”和利润损失。

摘要:本文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与32个国家的虚假贸易规模，结果表明，虚假贸易规模从2000年的15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565.9亿美元，超过贸易总规模的10%，其中进出口伪报规模呈现“U”型特征，复进口以及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虚假贸易规模呈现逐步上升趋势，这与国内利率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项目不完全可兑换以及其他因素有关，并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转变监管方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数据统计机制，提高存款利率的上限额度和人民币汇率的波幅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减少虚假贸易规模。

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2条规定了国际贸易中卖方应承担的知识产权担保责任，中国学界尚未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结合该公约第42条的规定，本文首先对知识产权担保责任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提出并论述了卖方承担知识产权担保责任的前提，即“第三方对货物基于知识产权而拥有权利和要求”、“第三方提出的权利和要求仅限于特定的国家”和“卖方知情”。在“买方知情”和“遵从买方指示”的情况下可以免除卖方担保责任。中国企业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加入“由买方承担查询义务”的合同条款规避知识产权风险。

摘要: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措施限制了烟草产品商标所有权人行使商标的权利，致使部分WTO成员质疑该措施违反了TRIPS协议相关条款，尤其是TRIPS协议第20条。TRIPS协议第20条能够产生限制商标所有权人权利的效果，规定了在贸易过程中使用、存在特殊要求和特殊要求不得产生无理妨碍等3个适用要件。虽然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措施已对贸易过程中的烟草产品商标使用产生了特殊要求并且构成妨碍，但没有形成无理妨碍。因此，TRIPS协议第20条可以适用于澳大利亚烟草平装措施。

摘要:本文在剖析服务业FDI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FDI与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FDI对服务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服务业FDI通过产业聚集效应、公共服务创造效应以及服务贸易效应对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施加积极影响。另外，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应重视与提高内资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实现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国内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协同推动。

摘要:推进制度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趋势，跨部门协调相应地成为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国际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以上海自贸区为个案，从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两个层面，构建了“参与主体—管理客体—实现机制”的分析框架，对上海自贸区跨部门协调机制进行归纳、描述和分析，为自贸区的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上海自贸区跨部门协调机制主要以结构性协调机制为主、程序性协调机制为辅，程序性协调机制的建构主要是为了推进结构性协调机制的实现和完善。

摘要:中国强国梦需要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但是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受到母国因素的影响。本文在综述跨国公司成长驱动因素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等3个层次分析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的国际化与创新双轮驱动，并利用1996～2011年7个主要国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面板数据，构造国家层面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发展水平指数，对世界500强企业成长的母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需要母国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基础、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升级、高R&D强度的创新基础。政府支持和外汇资源利用对于中国启动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