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廉价劳动力一直都是中国加工贸易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 成本迫使中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本文利用2002~2013 年HS 6 位编码微观贸易数据， 并借鉴Amurgo-Pacheco 和Pierola(2008) 的分解方法，计算中国对17 个主要贸易伙伴 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通过Tobit 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进出口国市 场规模、贸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多边阻力及外部冲击等因素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 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计算其边际效应，同时采用PPML 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其后，将二元边际按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细分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 本主要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对扩展边际虽有影响但其程度甚小， 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一，中高技术出口产品二元边际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低 于中低技术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点政策着力方 向是从集约边际转向质量价格边际，增加产品技术内涵，同时着力加强扩展边际。

摘要:三类特殊涉外合同的准据法制度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根植于计划经济的土壤， 其浓厚的法律属地主义倾向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及国际通行规则不相吻合。在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推动该制度的转型发展已势在必然。国家层面正在推进的民 法典编纂工作为该制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摘要:中国当前参与的全球化生产仍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该技术分工 显示分析出口净技术复杂度尤为重要。本文测度了出口净技术复杂度水平并进行了 国际比较，同时分析了其与金融发展的相关性，并基于金融发展对出口净技术复杂 度的作用机制，选取商业银行相对集中度CONC 指标及私人债券的市价总值占GDP 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特征的指标，引用行业外部金融依赖系数，进而实证分析 了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及不同技术含量的行业出口净技术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发 现金融发展对总体行业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但对高及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净技术 复杂度的正向效应稍弱，反映出中国当前仍以技术水平含量不高的低端产业为主， 但正处于向高端产业迈进的过渡阶段。

摘要:本文采用修正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48 个国家（地区）的出口技术 结构，根据中国1992~2013 年的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出口技术结构和经济 增长的关系。主要结论有：中国出口复杂度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仍然落后于大多 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散点分析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中国并不存 在“Rodrik 悖论”；通过协整分析表明出口技术结构的提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但反之并不成立。对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以推动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优化。

摘要:买卖合同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合同及法律之规定履行各自义务。一旦卖方未能按 合同及法律规定履行义务，买方有权追究卖方违约责任。然而，基于诚信原则、鼓 励交易与合同维持等精神，CISG 赋予卖方在不履行时补救其履行的权利。但为维持 买卖双方利益之平衡，CISG 根据法定补救权与意定补救权之不同而分别设定了行使 条件。在卖方补救不履行期间，买方有权中止履行对应义务，但不得行使与卖方补 救权相悖之救济措施。补救期限内卖方未能补救违约的，买方可行使法律所规定之 救济措施。补救期限内即使卖方已做出补救，也不影响买方就其所遭受之损失请求 损害赔偿。买方非法拒绝卖方补救时，买方丧失相应法律救济权利。当卖方补救权 与买方合同解除权、实际履行请求权及宽限期通知制度相冲突时，哪一种权利优先 应视法定补救权与意定补救权之不同而定。

摘要:ISDS 仲裁员具有较为明显的身份特征、地域来源及性别特征。为解决投资仲裁员分 布不平衡的问题，ICSID 已开始尽量选择女性仲裁员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仲裁员。 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天然争论以及仲裁员多种身份的重复交互，导致了仲裁员之间 的感知风险、妥协风险以及偏见风险。扩大仲裁管辖权和维持ISDS 体系的利害关系 是对仲裁员的两大主要激励路径。不同当事方在ISDS 中选择仲裁员时存在不平等信 息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仲裁员信息灰色市场的产生，影响ISDS 仲裁程序。仲 裁员及时彻底披露其与当事方的关系和潜在的冲突对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至关重要。仲裁员的双重身份易产生争论点冲突，从而引发正当程序的问题。披露 可能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并制定仲裁员的行为守则可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冲突。 关键词：ISDS 仲裁员；投资仲裁员；仲裁员监管；ICSID 规则

摘要:本文深入考察了美国BIT 和FTA 负面清单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了两类协议负面 清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经过30 多年的演变，美国的负面清单日益简洁和明确，新 一代负面清单的政策透明度大大提高。美国BIT 和FTA 负面清单形式和内容的演进 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目前，两类协议负面清单最主要的差异在于FTA 增加了针对服 务贸易的限制，包括在负面清单中增加涉及服务贸易的不符措施和在同一不符措施 中增加涉及服务贸易的条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模式、立法内容和 制度体系3 个方面总结了美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

摘要:本文使用1997~2014 年36 个样本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借助双对数多元回归模型，从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变化的角度，探讨我国服务 贸易进口技术结构变迁途径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样本期内，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技 术结构所呈现的倒金字塔型未被打破，传统服务贸易仍占主导地位；总体来看，经 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正相关，自 然资源禀赋“诅咒”不存在于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中，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显著的 反向抑制作用，但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各因素对不同服务贸易部门进 口复杂度的影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