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5-14.
摘要:本文基于国内增加值计算 2000~2013年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并对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是否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价值链是影响出口技术水平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但总体呈倒“U”型增长,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固化效应。
2019(2):15-25.
摘要: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2019(2):26-34.
摘要:本文引入贸易结合度指数、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度指数,深度阐释了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特征,并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探讨了 2006~2017年中国与东盟、南亚等 15个国家的贸易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结合紧密,贸易互补性较高,具有很大的贸易提升空间;人均 GDP对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远小于其他国家,地理距离与商品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区域贸易协定和共同边界变量的影响在 5%的置信水平上不显著。
2019(2):35-46.
摘要:本文系统地回顾和批评性地考察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文献。首先,系统地分析 48篇期刊论文的发表时期和期刊分布趋势以及主要作者对该研究领域的贡献;接着,重点梳理了相关文献所涉及的研究情境、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最后,从动态管理者能力、挖掘情境调节变量、国际化各维度等方面提出了动态能力视角下的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的未来方向。
2019(2):47-58.
摘要:因投资仲裁具有处理“条约请求”与“合同请求”双重诉因之特点,其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为一定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本文主要讨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于程序事项和实体争议的各类法律涉及的具体问题,重点论述国际法与东道国法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实际效果以及两者的适用关系等,并特别讨论国家合同的法律适用与投资协定适用中的解释问题。
2019(2):59-67.
摘要:中国正在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中国民航业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在比较参加方出价水平和国内民航政府采购现状的基础上可以判断,国内机场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可能性较大。中国机场采购专业性突出,规则较为复杂,现有规则与《政府采购协定》规则存在部分差异。在“加快加入进程”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原则和思路,在哪些方面对机场采购规则进行调整,这一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2019(2):68-77.
摘要:由于长期性、关系性和不完全性等特征,长期合同在适用一般合同法时会产生诸多困难。为此,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推出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6》,对长期合同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在诚信谈判、开放性条款、非固定条款、当事人之间的合作、不可抗力、无固定期限合同终止后的恢复原状、后合同义务等方面作了特别规定,从而对长期合同的立法调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避免直接适用于长期合同所产生的不合理结果,我国《合同法》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2016》的相关规定,加入调整长期合同的特别条款。
2019(2):78-85.
摘要:美国与其 FTA缔约国将文化产业列入负面清单,通过保留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条约义务,平衡全面市场开放与具体产业保护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提供新的路径。文化产业对中国全球战略意义重大,且与美国相比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在中美 BIT谈判中,中国应借鉴美国缔约经验,将文化产业恰当地列入中国清单,为国内产业发展赢得空间。
2019(2):86-96.
摘要:本文从能源要素视角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利用 2002~2016年中国 8个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全面 FGLS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时,根据行业能耗密度,将中国制造业分为高、低能耗水平制造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国能源相对价格、能耗税赋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能耗制造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两国能耗技术差异则对美国直接投资起促进作用。全样本与高、低能耗制造业子样本的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皆显示:两国经济体制差异、两国资本密度差距、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水平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而美国市场规模则起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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