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巨大成就来自改革开放战略，中国经济再创辉煌需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要被特朗普“美国利益优先”战略所中断。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美中贸易逆差、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业开放、汇率等问题，这些增大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动向是：前 4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美方漫天要价下谈而不和，后 3轮高级别磋商从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到开展协议文本谈判，但挑战巨大。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中美合作远比对立更重要；美方并不会主动放弃摩擦对抗，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不能忽视美欧日联合声明中意欲重构的贸易新规则；中方需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化解贸易摩擦。

摘要:随着德国“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与德国同为制造业大国，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德高端制造业的贸易地位愈加显著。通过近 10年中德高端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灰色关联分析发现，影响中德高端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十分广泛，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中国从德国进口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为强度关联；高等院校入学率等与中国对德国出口高端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为强度关联。本文据此提出推进中德高端制造业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摘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也日益紧密。本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HS-92版本的六分位农产品数据，结合企业异质性理论发现，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小于扩展边际，但集约边际的贡献率高于扩展边际的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程度不同，贸易成本和进口国相对农业生产率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均为负，进口国的相对 GDP、农业经济规模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东盟市场的集约边际具有正向作用，而对扩展边际具有负向作用。

摘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文章采用 1997~2014年间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税收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因素对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达的资本市场以及与中国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安排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另外，较高的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东道国（地区）的被选概率。

摘要: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金砖国家合作已从传统的经济、政治“双轨并进”向经济、政治、人文“三轮驱动”转变，并取得了实效性的进展。当前，金砖国家合作的关键在于解决全球发展、全球治理、国际安全、世界经济复苏、内部机制、公共产品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应从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特点、发展趋势、合作平台、发展机制、路径与对策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拓展契合点、寻求共赢数，确保金砖国家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各项建设行稳致远，并以此推动和完善全球治理，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力。同时，这也是我国新型国际经贸关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摘要:《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发达经济体之间达成的代表“全面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 ,结构严谨、涵盖面广，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它的生效将给缔约双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中国均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应借鉴该协定的先进之处，兼顾自身发展差异，形成有特色的高水准自贸协定范本，并通过“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全方位、综合性的自贸区战略布局加以应对。

摘要:金融服务自由化是 WTO成员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一直通过自贸区战略积极稳妥推动金融服务自由化。为保证缔约方拥有足够规制主权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此类自贸协定大多含有审慎例外条款。WTO阿根廷金融服务案的相关裁决有助于澄清审慎例外条款的抽象模糊之处，中国自贸协定应当以此为鉴，优化审慎例外条款，以增强金融市场开放承诺的可信度和法律适用的稳定性。

摘要:仲裁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倡议下各国家与地区之间解决民商事争议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我国的仲裁制度却十分缺乏竞争力，其中最为关键的仲裁员制度更有较大缺陷，予以完善十分必要与迫切。除特殊列举的少量类型人员外，“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仲裁员制度的创新具体应包括允许一般的行为能力者具有仲裁员的资格、当事人可自主地决定组建仲裁庭的仲裁员人数、仲裁员中立性争议应有及时的司法救济权、发挥当事人所选仲裁员在选定首席仲裁员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任意性的司法任命临时仲裁员的规则并对后者施加合理的法律责任等。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 2003~2015年的数据对 4类不同来源地 FDI对我国内地三大经济区域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不同来源地 FDI对我国内地环境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且我国内地三大经济区域在利用 FDI的环境效应上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此，我国应在调整外资利用结构过程中逐步提高环境因素的权重，建立健全 FDI环境影响分类评估体系，增强 FDI项目审核的环境效应导向性，并探索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实施更具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