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在 2018年前后发生了明显转变，但两个阶段的路线图都蕴含着潜在金融风险。基于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关系、美元惯性、中美经济规模差距、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潜在收益与风险考量等多视角的分析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定位应是货币正常化，而非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从需求面来看，只有培育非居民对人民币的真实且持续的需求，才能避免人民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稳定的威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从供给面来看，主要是培育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的深化和广化，并提高其开放程度，以提升人民币对非居民的吸引力和可得性，降低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摘要:利用 TiVA数据库和中国制造行业匹配数据，从行业出口异质和技术异质视角出发，测算并分析中国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变化，检验了 GVC分工地位对不同行业 TFP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高对行业整体 TFP具有促进作用；在出口型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该作用更强且更显著；但在非出口型行业和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GVC地位提升对 TFP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具有出口导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 GVC分工地位提升是促进中国制造业 TFP提高的主导力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GVC国际分工地位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 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摘要: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中最具跨越性的改革，对中国加入WTO后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 1995~2015年 20个国家（地区）作为对照组，采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反事实检验，量化研究了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效用，结果表明：2005年人民币由固定汇率制调整至浮动汇率制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显著的正向出口贸易效应，使得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了约1.83‰；且其作用具有异质性，汇改抑制了初级、资源型产品的出口，促进了中等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有望推动中国出口贸易达成稳外贸的目标。

摘要:民营企业经过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可以改善其投资环境，让金融资源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此为金融化的蓄水池效应；同时，民营企业金融化也可能对实业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本文以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化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化加剧了民营企业投资非效率程度；而对于过度投资的民营企业来说，金融化改善了其投资非效率情况。此外，对于投资不足的民营企业来说，实业投资改善了其投资非效率程度；对外直接投资在金融化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效率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政府应为民营企业提高实业投资回报率提供政策支持。民营企业一方面要让金融化服务于其主营业务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在推进国际化过程中，要防范金融化对出口、对外投资与跨国并购等行为产生的负向影响。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应运而生，但在某些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针对诉讼程序、审判组织构成与职能、判决承认和执行 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应作出以下完善：在诉讼程序方面，可允许当事人合意选择英文作为案件审理语言，对特定案件应允许外籍律师以律师身份参与诉讼，还应分不同情况完善上诉机制；扩大国际商事法官选任范围，合理构建合议庭组成人员，扩大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在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可以更多地参与国际条约，明确互惠原则标准，加强交流，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高法院订立合作谅解备忘录，采取综合措施助力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摘要: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争端的主要机制，国际投资协定的仲裁条款是裁决 ISDS仲裁的关键条款。我国早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主要着眼于东道国利益的保护，不利于我国境外投资者获得法律救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国际投资协定改革问题的归纳与梳理为各国加快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现代化的条款改革提供了参考。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和实施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契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革新路径可从完善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条款规范着手，在双边协定、区域协定基础上实现。

摘要:近年来，美欧贸易救济措施频频与第三国发生牵连。欧盟在反补贴调查中将第三国政府给予本国投资者的财政资助视为东道国的国家行为；美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将第三国原材料价格“偏低”作为“特殊市场情形”的认定事由，事实上赋予被调查国维护本国“完美”竞争市场的义务。上述做法直接违反了当前补贴规则对补贴主体的认定方式，也与反倾销规则中“适当比较”要件直接冲突。此种现象的成因在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到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现行贸易规则无法满足美欧利益需求，且美欧并无重新构建规则的能力。对此，我国需澄清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免此问题对国家主权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形成阻碍。我国有必要在现行规则体系下强调“适当比较”规则的重要作用，但不宜引领新规则的制定。

摘要:当前WTO 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缓慢，而区域层面的数字贸易规则发展受到各国的极大重视与推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与《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是亚太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最新发展成果，在规则模式与议题范围上均有值得关注的创新。与亚太区域主要的其他贸易协定相比，DEPA与SADEA 的规则范围更广，并深化扩展了美式数字贸易规则。由此可以预测：未来亚太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将趋向多元化，并将对诸边和多边层面的规则谈判和规制整合产生重大影响；亚太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将进一步追求议题范围扩大化、主题模块化的开放型和包容型规则模式。

摘要:自贸区越来越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工具。世界自由区组织提出了“未来自贸区”倡议，并提供了繁荣指数衡量、评估和改善各个自贸区的绩效。繁荣指数框架由一大基础支柱（卓越经营和经济贡献）、三大核心支柱（最佳实践、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一种衡量工具（成熟度曲线）构成。中国自贸区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参考繁荣指数，按照各要素评价标准，全面评价和评估建设情况，查找发展中的短板，寻找各要素的完善方案，更快地把中国自贸区建成世界一流的“未来自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