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视角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且一系列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陆上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沿线远邻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且对制度完善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在产品类别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推动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了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渠道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出口种类（广度边际）和平均出口额（深度边际）扩张途径促进沿线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

摘要:本文将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引入“成本发现”模型，探讨了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6～2014年14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测度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规制、腐败治理所衡量的多维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则呈现U型特征，高中入学率对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为明显，大学入学率对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越小；人力资本水平越低的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越大。该结论与制度环境的边际影响递减和人力资本的门槛作用有关，表明改善制度环境在低收入水平国家更具意义，而提高人力资本在高收入水平国家更为关键。

摘要: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进行测算，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和产品差异化数据，深入产品层面考察进口中间品差异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尤其对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的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考虑市场集中度的作用发现，市场集中度强化了进口中间品对产品差异化程度较大的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但是回归结果系数的数值较小，可能源于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技术转化效率较低等原因；此外，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初始成本加成较高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对企业成本加成的提升作用更大。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背景下，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易导致国际商事合同履行障碍，涉疫情不可抗力纠纷也随之出现。在合同准据法为中国法的前提下，疫情及其防控措施能否构成不可抗力取决于合同约定，若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还需结合法律规定。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是涉外企业减免违约责任的重要文件，其出具主体主要为中国贸促会、各商会与公证机构，其内容仅为对不可抗力相关事实的证明，因此不必然产生不可抗力的法律效果。对于已经发生的纠纷，涉外企业应及时履行不可抗力通知与证明义务，同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后疫情时代，涉外企业新签合同时应完善不可抗力条款，增强纠纷解决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摘要:与新冠肺炎防疫有关的检验、检疫、协调与等效承认、第三方认证、风险评估等质量安全保障措施属于WTO《SPS协定》所定义的SPS措施。《SPS协定》第4条和SPS委员会发布的《等效决议》确立了SPS措施等效的多边规则。国际多边等效的难点和痛点在于产品质量管控和认证的可靠性、规范性等关于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以及等效规则的有效实施。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实践来看，WHO基于疫苗的公平获得和公平分配、美国基于防疫的紧急需要对我国防疫物品（包括疫苗）实施了单边、自主的等效认定。防疫物品的“紧急使用授权”是SPS措施等效的极简形式。我国要通过强化防疫物品的质量管控、推动防疫物品SPS措施的国际协调、积极参与跨国认证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施的SPS等效基础，减少以疫苗为核心的全球防疫公共物品的贸易扭曲。

摘要:《外商投资法》构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开启了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的新阶段，它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支撑。该制度出台深受投资者母国重大关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际知识产权和投资规则高水平从严保护趋势等内外动因的影响。此外，其背后隐藏着多重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依据法律博弈论构建两个标准形式博弈模型加以分析。第1个博弈模型旨在对比分析中国和印度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吸引外资的收益得失，对中国收益而言，博弈最优解为印度采用“适度保护”策略，而中国采用“严格保护”策略；第2个博弈模型意在分析《外商投资法》纳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前后中国与外国投资者在各自可能行为下的收益情况，对中国收益而言，最优解为外商投资者采用“适度谨慎”策略，而中国采用“严格执法”策略。

摘要:上市公司中期资本重组如选择双层甚至多层股权结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因控制权再分配产生冲突。股东控制权再分配会对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产生两难的二分选择，均值法和股价参考法都无法对控制权准确估值。以特拉华州法院为代表的美国法院对股东控制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不稳定，有的案例适用商业判断原则，有的案例适用全面公平原则。全面公平原则在中国不具备司法实践基础，中国法院可以在已经成功执行预设条件的案件中适用自我执行条件，借鉴衡平思路，折中考虑双方的利益冲突，寻找相对合理的空间。

摘要:本文基于2002~2019年222个国家的HS-6位产品出口数据估计了各国出口三元边际，进而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抑制了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三者耦合的总效应为负，但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且这种影响也因产品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讨论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自由度和创新能力在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三元边际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并重点体现在集约边际上。

摘要:金融市场结构是一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变量和要素，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不仅是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十四五”时期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受到金融制度安排、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科技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应积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验，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与完善。优化路径主要包括扩大滞后金融市场规模、改善金融市场要素配置、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以及强化金融市场基础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