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 WTO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的逐步推进，谈判进程中面临的利益不平衡困境逐渐突破。研究发现，中国之所以能够积极引领 WTO投资便利化谈判进程，从结构性权力理论看，是因为中国拥有推进投资便利化谈判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结构性优势，同时中国适当搁置了生产结构的潜在挑战。本文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理论，首先进行理论梳理并重新审视该理论在投资便利化谈判中运用的可能性，而后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加以分析；其次，考察中国设置并引领投资便利化议题的结构性权力理论支撑，同时也利用结构性权力分别从生产结构、安全结构和金融结构角度分析谈判过程中的主要分歧提案；最后，本文提出中国以结构性权力理论引领投资便利化谈判的主张和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摘要: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 2000～ 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 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摘要: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 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 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 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摘要:《能源宪章条约》（ECT）是能源领域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多边协定，在推动能源领域多边合作的进程中作用显著。相较于国际投资的其他标准，ECT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修订迟滞，不符合实践需求。该条款业已成为能源投资者提起仲裁的主要依据，但仲裁庭却面临解释和适用上的双重困境。作为 ECT的倡导者，欧盟率先制定了 ECT现代化建议文本，通过列举式立法方式重置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以五大构成要素界定公平公正待遇内容，能较好地应对现实困境，并为中国经贸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完善提供借鉴。在现代化背景下，结合 ECT仲裁案例，解读欧盟关于ECT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现代化方案，能为中国强化能源领域的投资保护提供启示。

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2021年 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该法目前未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采取反制措施和禁止执行外国经济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其中反制措施是制裁的特殊形式，对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实施、国与国之间关系及经济主体等产生实质影响，属《基本法》规定的外交事务，特别行政区无立法权，但可将该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中，由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实施；该法中的阻断条款均不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外交行为，特别行政区可直接立法。

摘要: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呈现强监管、碎片化等特征，各国都在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优化本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鉴于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还存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发展数字贸易统筹不足、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方式单一、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朋友圈”有待拓展、特殊区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构、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立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特殊区域监管政策等举措。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进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持续变革，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正在重塑国际贸易竞争格局，为争夺未来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中美作为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大国，将会展开广泛且激烈的竞争。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整体分析全球数字贸易新发展阶段的特征，多角度分析中美数字贸易的竞争格局，深入探索中美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的差距，在此基础上从加强数字贸易与产业融合、挖掘数字贸易发展潜力、深化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强健数字贸易生态网络、全面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提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