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 HS 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我们评估中美双边产业链供应链行业产品韧性发现，202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脆弱性主要为玉米、食用高粱等上游初级产品和疫苗、核反应堆零件、航空器等高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脆弱性集中于视频游戏控制器、节日娱乐用品等下游低技术产品。结合贸易规模、技术密集度和市场竞争力，我们识别出当前中国就中美双边贸易需要重点关注的产供链缺口：大宗农产品产供链和航空航天、生化免疫、核电、医疗器械等高技术产供链进口供给端缺口，以及计算机制造、娱乐体育用品、塑料制餐饮具、家具家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产供链出口需求端缺口。基于 2017~2022年的动态评估结果显示，中美两国关税政策是影响中国大宗农产品进口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核电和生化免疫产供链来自美国的供给波动较大，应对能力欠佳；娱乐体育用品产供链面临的美国市场需求波动较大，脆弱性突出。

摘要:本文基于非平衡面板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2007～ 2018年中国 3,981家企业对 45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 OFDI是在“一带一路”国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盈利能力为驱动的市场拓展行为。就企业内在属性差异而言，国有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 OFDI主要以扩大市场规模为主，民营企业和非科技型企业的 OFDI主要受到商贸效率和市场规模的影响；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企业 OFDI的主要内在驱动源于盈利能力的下降。就经济要素禀赋差异而言，以效率禀赋型地区为分界，企业盈利能力对 OFDI的影响由负转正。就商贸运输渠道和现代化差异而言，商贸企业偏向对“一路”地区展开直接投资，产能转移企业偏向对“一带”地区的直接投资；企业存在通过 OFDI实现科技逆向流出的需求。中国应加速培育企业的本土市场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摘要:国际创新合作不仅有助于实现一国创新资源的整合配置，还可以助力一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然而国际创新合作不仅取决于本国自身因素，还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本文从国际信任关系的视角，基于先赋性信任和交往性信任的区分，依照建交时长、双边投资协定时长、货币互换协议 3个层次探讨国家间信任关系；基于2002~2020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创新合作的数据，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信任程度对双边创新合作成果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上述二者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间信任程度对双边创新合作成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对该正向影响效应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制度距离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

摘要:从 2022年开始，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谈判陆续展开，并且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前取得了一定成果，形成了谈判文本。谈判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谈判文本的核心是回应美国关注。然而，美国仍然不同意恢复上诉机构，以至于谈判文本中的上诉 /审议部分出现空缺。由此可见，谈判是以争端解决其他方面改革换取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加上成员意见分歧和美国大选在即，争端解决改革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WTO成员应该考虑更多路径，包括使用上诉仲裁和新立上诉机构。

摘要: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MC13）取得谈判成果，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电子商务、发展等议题的部长宣言或决定等。本文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视角，对 MC13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 MC13谈判成果是 WTO成员互动与交流的结果，体现了 WTO成员身份和利益的易变性，并充满了戏剧化。中国未来应积极参与 WTO改革和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摘要: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被逐步异化为战略工具的现实背景下，探讨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更显必要。面对当前生物医学领域专利制度与消费者利益间矛盾丛生的关系，作为公共利益天然代表的国家理应对此作出积极思考和应对，以便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能够重归原旨。所以，我国应当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利制度策略实行多元优化，通过灵活内化国际新创规则、合理建构政府补贴体系、充分利用横向磋商场域来促使该领域的专利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激励创新效用的同时与消费者利益保护实现理想状态下兼容，从而使人民健康水平提升和药品可及性问题改善取得根本性突破。

摘要:基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关系，构建全球数字服务业技术跨国前后向溢出两类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从整体、局部社团和个体层面探究数字服务业技术跨国溢出网络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两类溢出网络规模不断扩大，溢出效率不断提高，但网络分布较不均匀，存在明显的集聚效应和“小世界”特征，且从德国、美国、英国和卢森堡主导逐渐转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和卢森堡共同主导；中国在两类网络中虽然具有较强的直接影响力、反控制力及波及影响力，但中介控制力明显弱于美国、德国和卢森堡；从溢出路径看，中国香港向中国内地的前后向溢出规模最大，卢森堡向英国和德国等欧洲经济体的前后向溢出规模较大；从溢出关联看，中国、美国和日本等亚太经济体大多属于主受益板块，在网络中扮演“吸收者”角色，而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奥地利、瑞士、卢森堡等多数欧洲经济体属于双向溢出或主溢出板块，在网络中担任“奉献者”角色。

摘要:海南自贸港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过程中提出要推进仲裁业务开放，引入境外仲裁机构，但目前面临落地难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引入境外仲裁机构有两种模式，一是境外仲裁机构在海南自贸港设立单独仲裁机构，二是境外仲裁机构与境内主体合作设立联合仲裁机构。现有条件下模式二比模式一更可行，因为其设立更加便捷，成本分担和风险分散更优，仲裁中立性更加突出，能够兼取合作方所长，更有利于国际仲裁人才的培养。联合仲裁机构的性质可明确为仲裁机构法人，内部实行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相互制衡的公司化治理。海南自贸港可利用自贸港政策与立法特权，在政策上对境外仲裁机构设立业务机构实行“宽进、严管、多支持”，在法律上暂停《仲裁法》部分条款的适用并进行补充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