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业的集团化发展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生产合作，也为企业带来了集团内部融资便利以应对国际不确定性风险。本文以2008 年国际经济危机作为研究对象，以上市集团公司子公司为实验组构建PSM-DID 研究方法，研究在突发的危机冲击下，集团公司的内部资本市场是否更能帮助出口企业更好地应对危机。分析结果表明，拥有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出口企业在面对危机时具有更好的出口表现；集团公司的独资子公司、大型子公司在面对国际经济危机时出口表现更好。这些结果在更换冲击时间、变换对照组样本以及使用Bartik 工具变量的检验中仍然显著。说明内部资本市场确实能帮助出口企业应对突发危机，维持经营稳定。据此我们提出建议：中小出口企业加强内部合作或组建外贸集团公司，发展内部资本市场；对突发的国际经济系统性风险做出充分的风险预案，确保企业出口平稳健康地运行。

摘要: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 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 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摘要: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是欧盟委员会最新推出的一项重大区域经济安全战略框架，它以寻求供应链和市场弹性为基本目标，以多边主义和规则主义为基本原则，以保持市场弹性与竞争力、加强国际合作和完善风险识别工具为基本内容。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对中国经贸领域的法律影响不容忽视：中欧实现更高水平法治合作的政策基础明显加强；中国可能面临来自欧盟的新一轮规则危机；中国经贸领域的外部政策环境可能发生多重嬗变。中国的对策包括综合运用法律和政治手段应对可能来自欧盟的“经济安全陷阱”；完善中国经济安全保护工具，探寻构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优化中国外部法律政策环境，提升中国供应链与外部市场弹性。此外，中国还需要充分借鉴欧盟的有益做法，着力提升相关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建设，并在确保经济发展与科研安全的前提下扩大国际合作。

摘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要求进口商根据特定进口产品的碳含量与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配额价格购买并提交相应的排放配额，由此支付特殊的碳成本，从而对国际货物贸易造成了限制性影响。就其贸易属性而言，它不属于关税措施，也不构成在进口环节加征的国内税费，而是一项具有数量限制效果的进口措施。为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防范跨境单边气候措施的使用，中国应深刻揭露其贸易保护主义特质，积极开展中欧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构建绿色低碳贸易规则体系，加快完善国内碳市场的建设。

摘要:扣留放行令作为美国打击强迫劳动产品的贸易执行工具，因其对强迫劳动的模糊认定以及证据出示的低透明度，导致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泛化适用以遏制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现实风险。扣留放行令对中国企业的泛化实施不仅造成了中国产品出口量下降、企业声誉受损等消极影响，同时还破坏了国际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为应对美国可能实施的强迫劳动制裁，中国政府应加强对强迫劳动制裁的风险监控；在受到美国制裁时，中国应进行适当的反制与谈判，同时拓宽受制裁产品的出口渠道，以消解美国制裁的不利影响。此外，企业宜加强产业供应链中的合规审查以降低受制裁的风险；在受到美国制裁时，企业宜通过行政层面的撤销申请以及司法层面的诉讼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的提升也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利用WIOD 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TFP 影响的现实效应证实了前述理论判断，即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制造业企业TFP 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制造业企业要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强化扎根全球价值链能力，充分发挥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提升TFP 的积极作用。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2007~2016 年上市公司和海关数据，在M-O 模型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数字化转型，深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微观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取决于生产率、成本变化和竞争的净效应，综合来看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投入效应和竞争效应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中低生产率企业和中低融资约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更大；此外，出口倾向显著抑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加成率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发现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有重要启示，一方面鼓励企业进行高质量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推动高质量出口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和实施是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论述的重要体现。在统筹视角下，该清单既呈现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开放性，又反映海南自由贸易港先行先试高水平开放我国跨境服务市场的试验性。在此意义上，现有文本注重开放和安全两个维度，但仍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一方面，该清单在形式上与国际经贸协定负面清单的格式编排不同，服务分类也不同于通用标准；另一方面，该清单“说明”部分的兜底条款存在过多不确定性，且模式四规制范围不清，可能削弱清单实际内容的可预见性，从而引起跨境服务提供者的关切并影响该清单的实际效果。在改进该清单文本和据此完善其他区域及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过程中，宜在留有防范风险必要空间的基础上，对现有清单的格式、分类标准及兜底条款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充分实现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协调，并为我国加入CPTPP 奠定服务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