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政府加征的禁止性关税将使中美双方货物贸易短期内陷入“休克”。对等关税政策表层原因是特朗普无法容忍美国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但真实目的是想通过“一国一议”对等关税手段振兴美国制造业，其特定行业对等关税政策类似于幼稚性产业保护政策。特朗普政府测算的对等关税人为夸大了对等关税税率，国际主流文献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美国进口品价格上。对等关税政策将使中国转口贸易受堵，拖累中国及其相关伙伴的经济增长，破坏全球产业链和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也加剧中美科技相对“脱钩”，放大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更造成美股市值严重缩水。中国的应对策略包括：单边措施如反制关税、出口管制等；积极进行双边贸易磋商，增加更多产品关税豁免机会；发挥多边协议效力，构筑反制特朗普关税的统一战线；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 ,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扩大和优化免签及离境即退税政策；夯实经贸内力，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

摘要:美国对华“脱钩”政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施行的对华经贸方针，事实证明，“脱钩”不仅没有达到政策预期，反而给美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叙事从“脱钩”调整为“去风险”。在“去风险”的框架下，拜登政府提出了“美国制造”“友岸外包”“近岸外包”“构建弹性供应链”等一系列新的概念，旨在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限制中美双向投资、组建产业联盟、推行“小院高墙”式的对华经贸遏压政策。以上政策既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阶段性特点，也是拜登政府重振中产阶级、巩固选民基础的政治策略。与对华“脱钩”政策一样，由于盟友间分歧难弥、与产业发展逻辑相背、国内相关利益集团掣肘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华“去风险”政策同样陷入困境。2025年特朗普再度执政后，为了与拜登政府保持距离，美国很可能放弃“去风险”叙事，但是背后的“经贸遏华”战略没有改变，“去风险”的逻辑依然成立。中国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着力防范和化解“去风险”带来的各种挑战。

摘要:在我国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竞争与合作的背景下，研究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同类型条款的深度在成员双边全球价值链嵌入中的作用。根据贸易协定条款的功能，将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区分为产品条款深度和要素条款深度，在探讨两类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各自对成员之间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的基础上，特别分析了要素条款深度对产品条款深度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的产品条款深度和要素条款深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要素条款深化还能够增强产品条款深度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

摘要:不同于仅关注小国模型下援助—贸易关系的已有研究，本文首次将援助竞争纳入分析框架，利用集中度概念构建了援助竞争度量指标并建立面板模型估计援助竞争对中非贸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考虑援助竞争后中国援助具有稳健的促进贸易效应，且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援助竞争均未抑制中非贸易；援助竞争对中非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援助贸易效应因援助规模、受援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产生异质性；中国援助通过经济基础设施而非社会基础设施影响中非贸易，且存在援助竞争通过社会基础设施发挥调节作用的证据。本文研究启示，我们应理性看待援助竞争对中国与受援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并为中国与其他援助国的援助合力提供了证据。

摘要:2022年 7月 1日，历时 5年修订的 ICSID新规则生效，包含首次问世的《ICSID调解规则》，这标志着第一份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调解规则正式出现。聚焦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以此为切口展开分析颇具学理价值。之所以选择适用范围这一切入点展开论述，原因在于其重要的拐点作用和研判功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聚焦规则条款本身，对比前代 ICSID调解规则和其他机构的调解规则，分析新调解规则适用范围扩大的具体表现，并进一步讨论其灵活程度和完整性对适用范围扩大的推动。此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未来实践过程中存在三大阻力，包括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和解协议执行障碍和透明度与保密性之间的不平衡。以解决阻力为核心目的，列举并推演具体的消解措施可为调解机制发展提供有效路径且具有实践意义。

摘要:“境内加工—境外销售”商标侵权纠纷案件的裁判思路和涉案行为模式的法律性质尚待明确。此类案件应适用三阶式的裁判思路进行处理：明确涉案贸易模式是否属于涉外定牌加工；基于行为与效果二分理论，判断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行为以及是否导致混淆可能性；适用兜底条款，评估涉案行为是否产生其他实质性损害。通过类型化分析，各类行为模式都构成商标使用行为，但是侵权判断结果不同。实践中应确立“境内加工—境外销售”不侵犯境内商标权的原则，而以“产品出口转内销”“存在关联事实”以及“非涉外定牌加工”为不侵犯境内商标权的例外情形。

摘要:在数字贸易发展带来全球竞争格局重构的背景下，阐释了数字贸易影响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理，并结合我国 2008~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贸易发展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技术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存在非线性特征 ,随着数字贸易、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递增”效应；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邻近地区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贸易的作用最强，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数字贸易的作用不显著。

摘要: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新设数据审查规则，围绕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个人数据和特定领域的重要数据两大类审查事由实施。此种数据审查是基于国家安全新内涵呈现的法律安排。数据审查内容具有针对性，着重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敏感个人数据，并严密监控此类国家的数字产业发展，数据审查规则延续外资审查制度有针对性地运用于某些国家的特点。同时，数据审查程序具有裁量性，其裁量规则模糊泛化且带有主观倾向，致使投资者不易救济自身面临的审查结果。中国赴美投资企业应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对于数据审查事由，做好主动合规，抑制数据审查的针对性；对于数据审查程序，反向利用审查制度的裁量空间，争取适用缓解措施；对于数据审查结果，可积极采用司法救济路径，综合保护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