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的实施背景，系统分析其对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冲击与中国产业链重构路径。“对等关税”政策通过动摇多边贸易制度根基、扭曲全球要素配置、剥夺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权利、强制推进产业链本土化以及引发贸易福利损失，加剧全球产业链的风险。面对此变局，中国需加快构建具有独立自主、安全韧性的“中国链”体系。这个体系具体呈现为5 类形态：“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刚需型全球产业链；“中国总部—海外非美生产基地—美国市场”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中国主导的“非美市场依赖型”全球产业链；“中国总部—美国生产—全球销售”纵向一体化全球产业链；“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为此，需加快构筑“预阻—对冲—反制”多维度全方位的政策框架体系，以自主定向开放预阻美国进一步以科技战、贸易战为手段遏制中国发展空间，以做强国内大循环对冲美西方经济体的非对称竞争，以系统性的政策框架设计反制“对等关税”对中国产业链形成的负面效应。

摘要: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不足百日，主导美国政府密集地实施了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其中“对等关税”引起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以“关税”为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疯狂”，滑入国际经贸领域的“特朗普主义”——集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及孤立主义于一体，偏执地鼓吹美国“逆差”利益流失论，主张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甚至不惜破坏国际秩序。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了剧烈冲击，将导致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化。一是重塑世界贸易格局。相关国家将加速调整与美国的贸易，强化各个区域内贸易联系，并重构跨区域贸易网络，促使供应链分布更加多元化，促使全球供应链布局从追求成本效率转向“安全优先”。二是重塑世界投资格局。在美国“对等关税”及其保护主义持续长期加持下，国际资本可能流向低关税率地区并加快回流美国。更大的可能是，美国之外的经济体之间相互配合与协同，形成贸易投资联系的新空间和新机制，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三是美国针对中国加征的“对等”关税税率145% 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通过引起全球贸易格局调整，从而影响中国外贸及其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可能对中国外经贸及开放型经济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对此，中国应及时推出“中国应对方案”——积极在WTO 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机制，联合多个成员在WTO 平台共同发声谴责美国破坏多边主义规则的行为，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WTO 改革；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去美元化”支付与结算体系，通过国内政策强化内生动力与产业韧性。

摘要:本文基于OECD 公开的2005~2016 年AMNE 数据库，运用多重嵌套式结构性分解方法深入探究内外资互动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内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能力比外资企业高出约3 倍，并且二者差距在逐渐拉大；对其进行结构性分解的结果表明，内外资互动效应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提升的贡献度仅次于国际关联效应；在不同技术类型的行业中，内外资互动效应对低技术行业全球价值链增值能力的上升贡献度最高，其次是高技术行业；进一步观察制造业内外资的互动关系可知，内资企业的主要合作对象仍然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前向关联大于后向关联，而外资企业的主要合作对象在2008 年之后由国外企业转为内资企业，并且与内资企业的后向关联大于前向关联，表明外资嵌入中国产业链的方式主要是后向嵌入；不论是投入还是产出角度，与外资企业互动最多的是高技术内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互动更多的是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的外资企业。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路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摘要:提升产业链韧性既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迫切要求。金融ESG 体系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与ESG 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金融与产业共生共荣，金融ESG 体系兼顾经济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够引导企业改变一味追求经济回报的运行思维、关注长期价值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链韧性。金融ESG 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赋能产业链韧性不能仅依赖于ESG 信息披露、ESG 评估评级等机制的建立健全，还应当兼顾中国国情、契合“数智”时代。可从3 个方面进行努力：宏观层面的制度保障、中观层面的环境培育、微观层面的产品研发。

摘要:近年来，涉及中国投资者、中国政府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而争端解决机制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投资争端。争端预防是预防投资争端的有效措施。中国作为双向投资大国，需要以东道国、母国、东道国－母国合作的三重视角预防投资争端。东道国视角下对投资争端的预防包括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高政府对国内法与投资条约的协调遵从能力、设立投资争端预防机构；母国视角下对投资争端的预防包括追究投资者的法律责任、推进企业社会责任；东道国－母国合作视角下对投资争端的预防包括设立国家间联合委员会、优化国际投资条约。

摘要:内嵌自由主义复兴，国际投资领域对国家规制权的效用需求更为迫切。附有自裁决性质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无疑是维护国家利益之利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自裁决功能关键因素在于对其性质的认定及审查标准的确立。仲裁庭应当秉持“宽进严出”的态度，打破措辞结构局限，综合考量国家态度等因素，宽松认定自裁决性质，严谨把握审查标准，区分东道国主观意图及其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对于措施的“必要性”，原则上由东道国自由裁量，但仲裁庭有“善意审查”的职权，加诸程序义务的检视，以避免东道国利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自裁决性质的便利而行投资保护之实。

摘要:在当前技术革命浪潮汹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现代化新纪元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外贸领域的重要目标，其核心在于实现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并确保可持续性。在新时代背景下，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至少应包括提升质量与效率、增强经济韧性以及推动绿色化转型等关键方面。贸易的基础在于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的根基则深植于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之中。因此，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必须依赖新优势的创造与培育。技术、制度和要素禀赋是构成竞争优势的三大源泉，其中技术因素无疑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通过重塑比较优势对外贸高质量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在提升质量与效率、强化经济韧性以及促进绿色转型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从而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应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服务贸易创新、绿色贸易创新以及数字贸易创新等领域的应用，以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摘要: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各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亟需完善适配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本文基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解析进出口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差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缩小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差距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升，且监管规则一致性的作用优于立法差异；国家发展水平、行业数字化程度、自贸协定（FTA）签署及保护差异幅度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于数字化程度较高行业，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术创新激励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中国价值链地位攀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重构期精准识别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知识产权制度性痛点，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价值链地位跃升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参照。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价值链互动关系的理论认知，也可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