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工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活动的核心装备，其应用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本文选取 2010～ 2022年各经济体工业机器人进口金额，结合经济体宏观经济与制度特征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经济体工业机器人进口的影响。结果显示：倡议的实施显著促进了沿线经济体扩大工业机器人进口规模，该积极作用是通过“五通”综合影响实现的。上述积极作用主要存在于中低收入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经济体，且并非局限于沿线经济体与中国之间，而是显著推动了沿线经济体与欧盟等世界范围内更广泛贸易伙伴的工业机器人经贸往来。这些证据表明在智能制造领域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区域内外经济体共同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

摘要:本文基于 2000～ 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构建企业层面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综合深度指数，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推动企业缩小了出口产品范围，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通过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两条渠道推动企业缩小出口产品范围。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对经营能力强、融资约束高的企业缩小出口产品范围的推动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政府效能强化了区域贸易协定环境规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中国出口企业绿色转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企业出海已成为塑造国家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探索中国情境下企业出海的有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一代表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切入，在精准识别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边界和内外企业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显著促进了企业出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资金、人才和企业集聚效应，能够有效缓解区内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促进企业间信息共享，进而强化企业所有权优势，促进企业出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所在行业属于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导产业、核心高管具备海外经历的企业出海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经验支持。

摘要:本文在省份层面构建新质生产力与 OFDI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并开展统计监测，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 OFDI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国 OFDI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种正向促进效应对临海、创新能力强、政策环境好、“一带一路”沿线的省份更加显著；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促进中国 OFDI高质量发展；地区对外开放增强新质生产力对 OFDI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 OFDI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效应。研究结论对中国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OFDI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差异化影响效应 ,从加成率角度考察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行为的贸易利得。研究发现，短期内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率呈现倒 U型影响，即先表现出“质量升级红利”，而后陷入“质量升级陷阱”；长期看，“质量升级陷阱”趋于消失。其中，私营出口企业可以完全享受“质量升级红利”，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易陷入“质量升级陷阱”。从影响机制看，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企业出口产品价格也随之提升，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随之增加，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最终变化方向取决于“价格提升效应”和“成本增加效应”的对比。

摘要:国际民商事争议的管辖权不仅指原审国法院审理案件争议的直接管辖权，也包括被请求国法院在判决承认执行阶段审查原审国法院是否具备合理管辖权的间接管辖权。直接管辖权的实质是原审国具有审理案件的管辖基础，间接管辖权关注的是原审国管辖权的行使是否正当与合理。间接管辖权审查的法律适用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确定间接管辖权的准据法，二是确定间接管辖权的审查标准，这两者相互关联。实践中对此的适用与确定模式主要包括适用被请求国法律、适用请求国法律、结合适用被请求国与请求国法律、适用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等。《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规定的间接管辖规则体现的是管辖法院与案件及其被告之间的实质联系，并作为判断管辖基础合理性的依据与标准。针对以上背景与问题，本文从间接管辖审查的法律适用关系与功能、法律适用模式与原则、审查标准的适用、中国间接管辖审查依据与标准等 4个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应观点与结论。

摘要:美国行使长臂管辖、针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制裁仅限于有形资产吗？本文基于美国对中国海外投资制裁的数据，重新审视了这一现实命题来考察美国制裁的最新发展动向。研究发现，早在 2018年，美国就开始关注并加紧制裁中国数字投资项目。究其原因，一方面，海外数字投资（特别是加密数字资产投资）可以绕过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规避制裁，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另一方面，海外数字投资与高新技术、网络基础设施等敏感信息密切相关，难免触及美国泛国家安全审查的敏感神经，成为列入包括禁止投资在内的各类制裁清单的重要诱因。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针对此类制裁寻求救济的道路很艰辛，基于企业对自身维权的认知，它们更倾向于选择美国国内法院而忽视相对公正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由此导致维权多以失败告终。不过，事后救济毕竟属于“亡羊补牢”，如果企业能够重视投资争端预防、选择“境内关外”地区（诸如美国对外贸易区）投资，或许可以防患于未然。

摘要: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中国是否会面临“就业替代”及“劳动力技能偏向”问题值得关注，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经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产业变革。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行分解，深入剖析随着生产分工地位的变化，产业数字化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外需隐含就业的影响。第一，在制造业中，数字化会加剧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需隐含就业的替代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数字化则强化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需隐含就业的创造效应。第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需隐含就业存在“劳动力技能偏向”性，替代效应主要作用于中低技能劳动力，且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创造效应则集中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三，进一步分解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发现，就业替代效应在分工地位较低的行业中更为突出，而就业创造效应随分工地位提升逐渐减弱。此外，在制造业中，随着行业分工地位上升，产业数字化能够将外需隐含就业的替代效应逐步转化为创造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随着分工地位提高，数字化进一步增强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创造，同时缓解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替代。

摘要:跨境数据流动在促进开放与合作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数据主权及个人隐私保护构成挑战与威胁，平衡数据“开放”与“安全”关系尤为关键。数字贸易规则中跨境数据流动的治理框架聚焦三大核心领域：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存储本地化、个人信息权益与隐私保护机制以及跨境数据知识产权保障与促进。深入分析中美在数字贸易规则与数据跨境管理上的差异可见，双方诉求与路径存在根本分歧。中国既有市场与技术优势，也面临国际规则压力。面对美国“规锁”策略，中国需统筹安全与发展，稳步推进数据有序流动，构建中国特色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以增强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制度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