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环境下，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我国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的关键支撑。本文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视角出发，在梳理我国服务业制度型开放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试点地区的任务措施与 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对接程度。研究发现，试点地区主要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准入准营、绿色金融、数据保护的标准建设、人才、资金、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积极推动与 CPTPP、DEPA规则的深度对接，涵盖产权保护、环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数据创新、个人信息保护、跨境数据流动及政府数据开放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服务业扩大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路径，包括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衔接与整合，推动服务要素跨境流动便利化，服务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与互认等。

摘要:本文在产业集群理论视角下提出研究假设，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与集群政策信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政策通过协同效应、规模效应和管理效应发挥作用；政策效果在较大规模企业、资金链稳健企业及高技术行业中更突出，但中高技术及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本文基于制裁背景下俄罗斯产业政策实践经验，为中国及其他转型经济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防范制裁风险提供了有益参考。

摘要:本文利用 2000~2016年 DESTA数据库和 EORA数据库，构建双边价值链合作指标，考察价值链合作与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价值链合作深化显著促进双方达成更深层次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双边政治关系恶化、制度差异更大以及以中间品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之间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在控制测量偏误、遗漏变量及反向因果等内生性干扰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合作深化导致制度摩擦累积效应，驱动区域贸易协定条款深度提升，进而显著降低非关税贸易成本。本研究为国家开展深度贸易合作以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依据。

摘要: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不足，粮食消费需求的刚性增长与自然环境对粮食生产的刚性约束将使粮食在长期内处于紧平衡的状态。大豆的大量进口相当于进口了大量虚拟水土资源，减少了保障粮食安全对生态的压力，为城市化和非农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撑。本文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大豆市场已经整合，中国大豆价格与美国大豆价格趋同；2022年从美国净进口大豆所需中国种植面积为 2.2亿亩，约是吉林省和河南省耕地面积总和，占中国耕地面积的 15%；所需中国水资源当量占农业用水的比例在 20%以上，仅略低于工业用水量；土地资源自给率呈大幅下降态势，2016年降至 28%；尽管中美大豆价格已经整合，但是资源利用效率没有收敛。现阶段中国没有如此大规模水土资源的额外来源，也无法从其他国家获得与美国等量的大豆供给，因而不具备完全放弃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条件。中美大豆市场的整合也使得两国大豆市场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减缓了中美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对抗的紧张度，促进了国际和平发展。

摘要:基于 2009~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CEPII-BACI数据以及上市公司数据的匹配样本，结合华证 ESG评级指数，本文考察了企业 ESG表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 ESG表现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呈 U型关系，企业 ESG治理初期会降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长期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 ESG表现对国有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作用更大。渠道机制检验表明，企业 ESG表现主要通过“成本效应”“研发创新效应”以及“融资约束效应”3个作用渠道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深入理解企业 ESG表现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还为企业通过 ESG治理提升出口竞争力、适应新的对外贸易形势提供了路径参考。

摘要:CPTPP中的环境绩效条款具有软法属性，而中国对其关注与研究不足，导致在对接时缺乏理论指导与实践场景。中国在对接过程中将面临国内制度缺失和国外认可风险双重困境。在国内制度缺失方面，中国缺乏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统一规范，使得中国企业自愿报告中的环境信息质量难以保障。在国外认可风险方面，尽管中国的环境标志制度和环境补贴政策符合 WTO规则，但中国环境标志制度的认可度仍需进一步提升；且美国和欧盟在采用具有专向性、歧视性环境补贴政策的同时，对中国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环境补贴作出错误的反补贴裁定。为有效对接该条款，中国对内应完善企业环境信息的自愿性披露标准体系；对外应推进环境标志制度国际互认，并主张中国环境补贴政策的合法性。

摘要:本文围绕日落条款到期后欧盟所出台的市场严重扭曲规则与 WTO法是否一致这一争议性问题进行研究。在对比欧盟新出台的严重扭曲规则和日落条款时期的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本文依据国际条约法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对欧盟严重扭曲规则之 WTO法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日落条款到期后，中国并不必然无例外地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应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由反倾销调查机关进行举证。如个案所涉及的价格被证明为非市场价格，仍可适用替代国方法。但是，该规则规定的政府干预、工资成本扭曲和原材料扭曲违反 WTO《反倾销协定》的一般性规定。在该规则下，企业可利用欧盟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政府应对产业政策予以检视和调整。

摘要:前沿文献在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时，忽视了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或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的作用。通过构建地级市层面的传统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发展指标，并结合 2010~2019年 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 OFDI的影响。主要发现如下：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企业 OFDI水平；数字金融提高银行信贷配置能力，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机制，提升企业 OFDI积极性，且对民营企业和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东部地区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受上述机制影响更为明显。综上，企业应借助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契机，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助推作用，为企业 OFDI注入新动能，进一步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

摘要: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金融科技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将金融科技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探讨金融科技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文本挖掘的方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标，并结合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利用跨国跨行业数据对二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总体上金融科技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在作用机制上，金融科技通过信息效应和创新效应发挥了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金融科技更能推动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金融科技对生产性和高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尤为显著。本文为中国制定符合国情的服务业产业政策、提升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