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势力滥用关税制裁、脱钩断链、贸易封锁等手段，导致全球贸易空间格局加速向网络碎片化、贸易俱乐部化、大国脱钩化等方向退化。本文系统梳理了特朗普 1.0、拜登和特朗普 2.0任期期间美国贸易政策的继承和转变，并基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数据，总结了从特朗普 1.0到 2.0任期之间的全球贸易空间结构演进趋势，发现全球贸易格局呈现南北割裂化趋势，美国进口贸易空间结构呈现去中国化和友岸化趋势，中国则呈现去西方化和“一带一路”化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呈现非对称化趋势。此外，从美国的贸易政策动向及主要经济体间的贸易格局空间重构趋势看，在特朗普 2.0任期内，中国在美洲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区域贸易网络去中国化风险，在欧洲将会面临新型贸易规则的泛政治化风险，在亚太地区会面临贸易投资网络的低效化风险。为有效应对上述风险，本文建议中国培育灵活多元的全球贸易网络，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与投资网络体系；打造开放活跃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科创要素的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协同并进；构建安全高效的贸易服务体系，分散中美间高度不确定的贸易摩擦风险；倡议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携手维护公平发展权益。

摘要:本文分析美国近三届政府贸易政策的演进及其原因，并研判未来趋势。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中国的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表明：美国三届政府（特朗普1.0、拜登政府及特朗普2.0）的贸易政策均有显著的“逆全球化”特征，但在总体思路和政策工具等方面存在差别。从逆全球化的程度看，拜登政府、特朗普 1.0和特朗普 2.0的特征分别是温和、激进、极端。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不同政府的国内政策目标和看待现有国际体系的态度不同。受美国国内经济约束，特朗普 2.0执行政策的极端程度比宣称的低很多。而且，以 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为分水岭，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 2.0将面临更多掣肘。长期看，在国内政治分裂下，美国贸易政策将在温和的和极端的逆全球化之间摇摆。美国贸易政策变化将影响中国经济。本文从“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角度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做到 3个统筹：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统筹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统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

摘要:本文围绕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问题，从异质性外部债权人的视角切入，围绕“外部债权人如何识别违约风险、如何度量并承受损失、如何选择债务处置工具与谈判策略”这一主线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比较了不同类型债权人在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识别中的差异与关联，同时剖析了违约冲击对债权人造成的影响，以及各类债权人针对该风险所采取的债务处置策略。尤其针对双边债权人中的新兴债权人——中国，探讨了其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上述文献梳理，进一步识别了现有研究在特定债权人视角下的国别风险预警与资产组合风险评估、生产性贷款影响主权债务风险及违约成本的理论机制阐释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和随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度和模拟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中国半导体产业链韧性问题，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产业链上中游短板较为明显，下游的加工优势呈现弱化趋向；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分工中依然处于供应者而非终端消费者地位，在实现建链、延链、升链目标中，升链之路最为艰辛；产业链初具一定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对硅、镓、锗等出口反制政策效果精准且有效；产业链上下游应综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作用，中游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提出政策建议：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高效的创新生态体系；厚植人才沃土，进一步提升创新创造水平；实施高水平双向开放，统筹国内外产业链协同布局。

摘要:在以往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特质的研究中，往往从资源基础观和高阶梯队理论两个角度独立探索，两种观点都忽略了高管特征对企业战略影响的内在机理，即高管作为企业战略的主要决策者，高管认知或高管注意力配置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组织行为。本文在高阶梯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注意力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并选取 2014~2018年具有海外投资经营业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选取 2,143家样本企业，采用文本分析法对高管注意力进行测量。实证分析发现：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能够促进企业国际化进程；高管国际化注意力在高管海外经历与国际化程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企业动态能力能够显著调节高管注意力对国际化程度的正向影响。本文丰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不仅深化了高阶梯队理论，还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和动态能力在国际化研究中的理论应用，为高管团队的配置和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考借鉴。

摘要: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通过统一立法确立人工智能沙盒机制，推动其在欧盟范围内实施。作为实验性立法的重要实践，该机制融合动态监管与风险预防理念，在目标设定、参与制度、运行协调以及数据处理规则等方面体现出公平性、确定性和创新性，并通过与 GDPR衔接拓展人工智能测试空间。同时，欧盟人工智能沙盒在责任豁免和防范权力寻租方面仍存在完善空间。相比之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但人工智能沙盒机制及相关实验性立法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分析欧盟人工智能沙盒的制度设计、实验性立法特征及其不足，可为中国人工智能沙盒机制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摘要:愈加频繁的单边经济制裁引发了大量国际商事仲裁案件，商事仲裁的裁决结果又直接影响了单边经济制裁的效力。为避免当事人通过国际商事仲裁规避经济制裁，《纽约公约》第 5条规定的公共政策例外已经成为各国法院维护本国经济制裁措施权威、拒绝承认和执行涉及本国经济制裁措施的仲裁裁决的重要国际法依据。由于我国反制裁立法具有与单边制裁相似的特征，为了避免国际商事仲裁对我国反制裁措施的约束，我国法院如何理解和应用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如何处理公共政策与反制裁措施的关系将成为关键问题。在维护我国反制裁措施效力的同时，为了避免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内涵的泛化和滥用，我国应当强化反制裁措施的公共利益属性，在司法实践中合理解释公共政策的概念，并在我国出海企业面临涉及反制裁措施的商事纠纷时予以必要的帮助。

摘要:TikTok事件深刻揭示了数字主权博弈的复杂性，反映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国际技术竞争格局的重塑。美国通过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维护全球数据霸权为核心目标，对外扩张数据控制权，对内严密防御数据主权边界；中国通过技术创新和法律建设积极回应外部压力，维护自身数据主权与平台企业的全球发展空间。这场博弈不仅呈现“进攻”与“防守”的态势，也暴露全球数据治理面临的碎片化风险与制度对抗倾向。基于此，中国应在坚守数据主权的基础上，通过核心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增强规则塑造能力；以“依法自由流动”取代模糊的“数据安全”叙事，减少意识形态冲突；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性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同时，以 TikTok事件为契机探索与美国及其他有关方的数据主权对话机制，管控潜在冲突，为构建公平稳定的全球数据治理秩序提供可能路径。

摘要:晚近被普遍视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协定 CPTPP、中国已加入的 RCEP以及中国已完成谈判的 CAI协定均对新金融服务这一新兴金融形态有所规制，主要涉及新金融服务概念的界定、市场准入和监管3个层面。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验高地，虽已表现出对接国际高标准以规制新金融服务的积极态度，但在制度构建和规则设计上仍显不足。海南自由贸易港应进一步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厘清新金融服务的相关概念，优化新金融服务准入机制，完善新金融服务“监管沙盒”试点制度，探索新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可行路径，并为全国提供海南的实验经验。

摘要:外贸稳定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促进企业出口稳定，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制度成本节约与消费扩容提质。相较于大型企业，这一促进作用在中小企业中更为突出；在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较高的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出口稳定性的改善更加明显。从市场类型看，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劳动力大市场和资本大市场均能为企业稳定出口提供支撑，其中全国统一商品大市场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为此，应坚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与完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并举，加快要素和商品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持续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并结合企业规模、地区市场环境等差异分类施策，提升政策措施的精准性和有效性。